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哲学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虽然他自称"述而不作",而实际上他在诸子百家争鸣之前夕,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包括天道观、人道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的哲学思想体系。按他所提出的主要哲学范畴的逻辑展开,其哲学思想体系可概括为:"命--礼--仁--知--中庸"。
在天道观方面,孔子较少讲天道问题。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治长》)因为孔子对殷商周以来的宗教天命论,处于既敬重又存疑的矛盾状态。关于"天",《论语》所记确是不多,仅二十二见。孔子所谓"天",有时指主宰一切的上天。他提出"畏天命"(《季氏》),"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有时又指广袤的自然。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反映了春秋时期正处于关于"天"的观念的变动时期,即由"主宰之天"逐渐向"自然之天"过渡。关于"命",孔子是肯定的。他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并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不过孔子所说的"命",并不是指上天的绝对意志和命令,而是一种人力所无法挽回的历史必然性。孔子所谓"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即是指这种必然性。可是孔子又不认为人是无可作为的,相反他主张人"命"面前应持积极的态度。正由于此,别人视他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宪问》),他也自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有这样的天道观,使他对鬼神持怀疑态度,这是不奇怪的。他"不语怪、力、乱、神"(同上),还强调"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在人道观上,孔子主张立礼复礼,纳仁入礼,仁礼结合。"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是一个重要范畴。从修身来说,他认为首先要学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并且要"约之以礼"(《雍也》),"克己复礼"(《颜渊》)。从治国来说,他主张"齐之以礼"(《为政》)。"为国以礼(《先进》)"。强调"礼"的重要性,并非是孔子的创造。前人早已论述过,如子产说过:"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强调要"复礼",在春秋末也不是合乎潮流的新思想。孔子独创性的贡献在于纳仁入礼,仁礼结合。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虽然"仁"的概念古已有之,但是孔子赋以新的涵义。他不仅以"爱人"来释仁,而且提出了为"仁之方",即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其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纳仁入礼,使"礼"不单是作为外在的强制性的东西起作用,而且有"仁"作为内在的理性自觉的力量来支撑。以"仁"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不免使人有神秘之感。孔子又提出以知求仁。他把"知"作为求仁、达仁的必要条件。他说:"未知,焉得仁?"(《公冶长》)孔子论知,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即是去认识"善",但论述知识之获得,毕竟是跨入了求"真"的认识领域。
在认识论上,孔子尚未摒弃"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观点,并且把"生知"列为认识能力的"上"等。可是他未予强调。在孔子认识中占重要位置的倒是他反复论述的"学而知之"。他称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他强调"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阳货》)在认识过程中,孔子注重多闻、多见、认为知识靠"多闻"、"多见"来获得。对闻见得来的知识,不可都信以为真,必须细加观察。他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他提出"视"、"观"、"察"三步递进的观察次序:"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孔子还进一点提出相当于理性认识阶段的"思"。他强调学、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上)并提倡"再思"(《公冶长》)、"三思"(《荀子.法行》)与"九思"(《季氏》)。他在闻道、得道、传道上的"一以贯之"的境界,就是靠学、思结合而达到的。孔子还主张在"思"的过程中,运用"反"的方法,即不断进行类比,并加以演绎推理,以取得"举一反三"之效。他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在认识过程中,孔子不以"思"为止,认为在思的基础上,还应不断地"习"、"行"。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他主张要"敏于行"(《里仁》),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不过孔子所说之"习"、"行",偏重于道德实践,即所谓"行义以达其道"(《季氏》)。关于判别认识是非的标准,孔子尚未用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所说的评价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似乎是主张以言行的统一作为判断的标准。但他又提出"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为"仁之方",即认为每一个君子都具有理性,理性即能判断是非。后世儒者又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以"仁"、"义"等道德原则作为判别是非的最高标准。
在方法论上,孔子吸收了西周、春秋时代的"中和"观念,把它发展成为"中庸"思想。"中庸"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对待自然、社会、人生的基本方法。"中庸"作为方法论原则其基本内容包括:
(1)"叩其两端"。孔子认为凡事皆有两端,故把握事物必须"叩其两端"(《子罕》)。孔子言"两端"即言事物之终始、上下、进止、损益、博约、辩讷、勇怯、张驰等。"
(2)"执两用中"。《中庸》记孔子言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又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强调立身处事时时要合乎中道。但对貌似执"中",实无原则的"乡原",孔子是深恶痛绝的。
(3)"过犹不及"。孔子认为超过事物一定的界限未达到一定界限同样是错误的。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含有承认事物对立面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因素,又具有保持其限度以避免事物的转化的消极一面。
孔子的"命--礼--仁--知--中庸"哲学思想体系,"仁"是其核心。但体系中每一部分,都是相互贯通的。它们各自都可以看作为"一"贯通于其他部分。孔子哲学思想体系中也包含着矛盾。后世的儒者或其他学派的学者,或发展其中积极一面,或夸大其中消极成分,使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变化。
孔子作品:《春秋》,主要思想是“仁”的学说;主张“礼”;“为政以德”;“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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