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小说春蚕的情节梗概

《春蚕》以江南农村为背景的。它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困苦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旧中国农民须在年成丰收之外，去另找真正的出路。作品采用虚写的手法把人物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上：“一二八”的上海战争刚刚过去，由于外货倾销，民族丝织工业陷于破产的境地，因而江南一带农民的主要副产品——蚕丝也就没有了销路；封建地主阶级的高利贷剥削更加残酷；资本家也乘机压低蚕丝的收购价格。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老通宝一村人经过一个月的辛勤紧张的养蚕劳动，虽然取得了多年未有的蚕茧丰收，但是丰收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富裕和幸福，而是更多的贫困和灾难：“因为春蚕熟，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老通宝家……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一个月光景的忍饿熬夜还都不算!”老通宝是一个勤劳忠厚而又保守落后的老一代农民。他凭着“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的经验来分析和对待眼前的事物。他限约地觉察到，世界之所以“越变越坏”，都只因为有了“洋鬼子”的缘故，因此他不仅痛恨“洋鬼子”，而且仇视一切带有“洋”字的东西。他热爱劳动，相信只有田地熟和蚕花丰收，才可能使他们的日子变好。他也相信命运和鬼神，虔诚地遵守、而且要他的儿子阿多也遵守养蚕时的一切禁忌。时代变了，周围环境变了，而他的思想却一直未变，这是他成为悲剧性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儿子阿多，性格与他不同：他不相信田地熟或者蚕花丰收，就可以改变他们穷苦的命运；他没有老通宝的那种忧愁，对世事永远乐观；他开始对社会现象作更深一些的思索，“他觉得人和人中间有什么地方是永远弄不对的”，虽然他还“不能明白想出来是什么地方或是为什么”。这样，小说就在如何摆脱自己贫困处境的课题上描写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旧中国农村中两代人的冲突。而阿多一代农民的逐渐成长和老通宝一代农民的逐渐觉醒，也就成为旧中国农村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继《春蚕》之后的《秋收》和《残冬》，所揭示的就正是这种趋势。在《秋收》里，当老通宝的“大熟年”的“肥皂泡整个儿爆破”，因而送掉他一条老命的时候，最初的觉醒意识，是在他“明朗朗”的眼睛里透露出来了。《残冬》更进一步地描写了农村灾难的加深和农民反抗斗争的崛起。这三个连续的短篇，当时被称为“农村三部曲”；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深重苦难和他们从守旧、迷惘中觉醒，终于起来抗争的历史动向。特别是其中的《春蚕》，整个作品就象是一支交织着农民的希望、忧虑、欢乐和失望的乐章，使读者的心情紧紧地跟随人物命运的发展而起伏变化。后面两篇情节发展得过于急促，人物性格的发展脉络勾勒得不够清晰，因而人物形象不及《春蚕》中那样丰满鲜明。

《春蚕》的创作灵感，来自报上的一则"浙东今年春蚕丰收，蚕农相继破产"的消息。作品以江南水乡为背景，以养蚕为主线，描写蚕农老通宝一家紧张、艰辛的劳作，赢得了春蚕的空前丰收，却反而负债、卖地，落得个"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的结局，反映了3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凋敝、农民丰收成灾的残酷社会现实。作品不但有真实的现实描写，也通过老通宝对自己过去的回忆，从一个老农民的视角展示了中国近代农村的衰败史。

作品最大的收获，是塑造了老通宝的形象。从老通宝勤劳质朴的性格中，可以看到劳动者的灵魂；从他固执地反对变化，反对洋鬼子、洋货、洋水车乃至连换一换洋蚕种也要坚决反对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到小生产者由于超稳定性经济所造成的落后狭隘观念。至于他那数不清的敬神媚神的清规戒律，他那小心翼翼地偷看墙脚下的大蒜头变化的行为，他那毕恭毕敬地向灶君祈求好收成的神态，以及惟恐儿子多多头与"白虎星"荷花接触"传染了晦气"的担心，都以老通宝的方式，显示了30年代中国老一辈农民的灵魂。在破败的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多多头，是一个与老通宝既相对立又相补充的重要形象，他不但不像老通宝那样存在着"发家"的梦想，而且还越来越多地滋生着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他认为"单靠勤俭的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他与老通宝之间的父子矛盾，代表着农民内部新的变化趋势。作品中充满泥土气息的蚕农生活，蚕农们风趣盎然的劳动情致，以及秀丽恬静的水乡风光等，都表现出浓郁的地方色彩，使这篇作品在茅盾小说中独具一格。

茅盾社会剖析小说的特点，与他的文学主张有关。茅盾是一位使命感很强的作家，最容易受时代"主流思潮"的影响，因此，茅盾的文学主张实际上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早期是从泰纳的文艺社会学出发，而后期则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发。茅盾是以历史代言人的姿态进入文坛的，必然主张文学对时代和社会的反映。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家，任何时候也没敢忘记对文学这个"缪斯女神"的敬重。在新文学初期，茅盾是"人生派"文学的倡导者，要求文学表现人生、指导人生，对于人生有意义是其基本核心，也是后来他的文学思想发展和变化的基点。即使是在他对"五四"进行重新思考和检讨时，也不能完全改变自己和初衷。一方面主张小说应有政治功利性，担当起唤起民众的重任，另一方面又主张小说应真实地描写人生，反对把小说写成宣传大纲。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他与公式化、概念化的"革命文学"的区别。因此，茅盾的文学主张中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主张小说必须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另一方面又主张真实地描写人的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