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第二位夫人是谁?

叔叔与王蕴如婶婶

在无奈的情况之下，叔叔与王蕴如结合了。虽然这样的结合没有“名分”，婶婶却心甘情愿，并且勇敢地与叔叔一起承担起生活的艰辛。由于叔叔每月还要向北平寄钱，两口子的生活甚为拮据。当婶婶怀的第一个孩子将要临产时，为了省钱，她独自一人返回家乡去坐月子。

在那个年代，回娘家生孩子是件不体面的事，会招致邻居亲友的议论，她也只得硬着头皮回去。

1936年12月，是祖母80岁大寿。那年父亲刚去世，她老人家与八道湾的次子又形同陌路人。因此，极盼望母亲和我、还有叔叔婶婶能够北上相聚。祖母更希望能见到我这个长孙，这是她老人家最大的心愿。不料正在母亲替我准备北上的冬衣时，我突然出水痘了，不能见风受凉，旅行只得取消，由叔叔婶婶做代表了。婶婶之所以同去，是要趁机公开宣布他们俩的事实婚姻成立，叔叔与羽太芳子婚姻的结束。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一切都是由芳子和她姐姐造成的。

不料，他俩出发才几天就匆匆返沪，显得非常气愤。母亲告诉我，叔叔、婶婶到了北平，住在西三条祖母那里，寿席却设在八道湾。这样婶婶未去赴席。谁知当建人叔叔向祖母祝寿致礼时，他与芳子生的长子周丰二突然从内屋冲出来，手持一把军刀，口称为母亲抱不平，向生身父亲砍去，被众亲友奋力夺下凶器，平息这场“血案”。幸亏婶婶当时不在场，否则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但周丰二仍不肯就此罢休，又打电话到日本驻北平的领事馆，要他们派员来扣留叔叔，给以“法办”。幸亏正遇过新年，领事馆的值班人员喝醉酒了，答复说不能前往，这事才不了了之。但叔叔婶婶已不能再在北平逗留下去了，只得告别祖母，提早返沪。

这一重要事实，不知何故，在《周建人评传》及有关年表年谱中大多被“遗漏”和“回避”了。须知，这件事给叔叔心灵留下的创伤是终生难忘的。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他还心有余悸地对婶婶说：“一旦我不在了，或许他(丰二)还会来杀你的。”

也就从这个事件之后，叔叔才下决心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只有长女马理没有参与逼迫生父，叔叔仍每月寄给她20元，通过祖母转交，直到她跟周作人去了日本为止。

到了日伪时期，叔叔与王蕴如婶婶已有3个孩子，是个5口之家了。但当时市面上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必须花几倍的钱买黑市的大米来补充，才得以勉强填饱一家大小的肚子。而这一切，全靠叔叔那有限的工薪来维持，其艰难可知。不想，就在此时，作为同胞兄长的周作人竟然使出凶辣的一手：他依仗日寇势力，让北平的日本使馆通知上海领事馆向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王云五下令，由会计科从建人叔叔的每月工资里扣出一半，直接付汇给周作人。这无异是釜底抽薪，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但他只能接受这一事实。因为在那个年代，以叔叔的性格和所从事的专业，想要另找职业是不容易的。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惟有忍气吞声保住“商务”这只饭碗。

当时叔叔的肺病尚未痊愈。好在他意志坚强，很有自持力；也幸亏病情未再发展，使他能够支撑着去上班。本来他还抽烟，喝点酒。此后抽烟说戒就戒，酒也自我限量，并不要婶婶劝说。他们的孩子遇到生病，若非重症，决不去医院诊治。常用的对策便是卧床。对孩子说：“生病睡两天寒热退了就会好！”因此我经常看到小妹周蕖卧床。她扁桃腺经常发炎，因感冒而引起，久而久之累及心脏，又得了风湿性心脏病。1944年，周蕖腹痛呕吐，叔叔婶婶采取惯用的卧床休息疗法。正碰上方行、姚臻两位熟友来访，他们看出病情不轻，竭力帮助送医院救治，入了红十字医院，才发现阑尾即将破溃穿孔，及时开了刀。二姐周瑾，下巴长了很大一个疮，有如小酒盅，正对着嘴，老一辈人都叫做“对口疔”，这种疮很凶险，有可能引起并发症，但也没有送医院，是我母亲自己动手治疗的。有一天，脓头肿胀得要穿破，又顶不出，二姐非常痛楚。母亲将一把剪刀用酒精消过毒，铰开疮的顶端，挑出脓头，才挤出许多脓液来。婶婶吓得不敢在旁边看，也怕听到女儿的呼痛声，躲到弄堂外面去了。但二姐很坚强，咬紧牙始终不出声。这件事想必她自己至今一定还记得吧。

周作人对胞弟的逼迫，甚至直到解放后仍不肯罢休。他唆使羽太芳子向法院状告建人叔叔“重婚”。为什么说这是周作人唆使的呢？因为羽太芳子的状子，内行人看了都觉得文笔犀利，功力非同一般；而几位知堂(周作人笔名)的老友，更明确无误地判定，这捉刀人就是周作人本人。大家都不免为之叹息：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周作人自己向外承认仅“改了几个字”)。这件官司出面的是周丰二，他以北平家族代表自居，气势汹汹，摆出一副非把建人叔叔扳倒不可的架势。

然而，出乎周作人意料之外，他认定稳操胜算的这场官司，竟然以败诉而告终。不必讳言，官司开始时对建人叔叔颇为不利。状子写得滴水不漏，“情、理”俱全：周建人在北平已有子女，竟又在上海结婚生女。这使被告方建人叔叔显得势弱理亏。待开庭后，法庭发现了许多疑点，感到这个案件不单纯是个“重婚”问题，需要进一步取证。因此，在休庭之后，法院做了大量的调查访问，又向妇联咨询，取得许多人证和书面证明，使案情得以真相大白。最后，法庭判决叔叔与羽太芳子的实际离婚成立。并宣判周丰二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周作人的如意计谋就这样打了“水漂”。

关于周作人和周建人，这两位兄弟的恩怨纠葛，我已将自己所知悉如上述。在我这个后辈人看来，建人叔叔和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终其一生的。这有事实为证，那是解放不久，新中国的政府部门成立，建人叔叔被委任为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里有两位老友，即担任正副领导的叶圣陶和胡愈之，他们出于良好的愿望，曾想促成这对兄弟的和解，于是在某一天，他们一人一边，用双手紧紧把住建人叔叔的手臂，硬拉进一辆小卧车，开到了一个地方，这时周作人已经坐在那里。这两位老友竭力为双方撮合，要他们互相表态愿意和好。而两人始终坐在那里不说话。僵持了一会儿，两位老友无奈，只得讪讪地一起离去。近期看到一部电视剧，有一场戏表现他们兄弟俩在一个礼堂门口相遇，互相交谈，似乎不存介蒂。我不知道该剧的根据是什么？

至于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建人叔叔倒与他有过两次晤面，丰一曾在北京图书馆任职，于上世纪90年代中去世。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

朱安女士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并有了我这个儿子，对此周作人夫妇不予承认，并视之为仇敌，这是人所共知的。既如此，他应当把其视作“正宗”的嫂子朱安女士好好供养起来，这才顺乎其理。再说，他也并非没有这个能力。但他偏要将朱女士的生计推给远在上海的我的母亲来承担。

母亲虽然拖着我这个病孩，生计极其艰难，有时还得靠朋友的资助，但母亲毫不犹豫地将这副担子接过来了，直到朱女士病故。关于这方面的事，我在前文已经叙及。这里，我要补述一些朱安女士与我们母子的关系。

1936年10月19日父亲去世，朱女士当月就给建人叔叔写信，要他转告母亲：欢迎我们母子搬去北平与祖母和她同住，并且表示，若母亲接受她的建议，她“当扫径相迎，决不能使(你)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

但这是个不现实的建议。别的不讲，单是父亲的遗物主要都在上海这一点，母亲能忍心离开它吗？

在此后的岁月里，她常有书信致母亲，写的主要是经济问题，因为母亲总是把她的生活放在心上，除了自己直接寄钱，还不时寄到北平朋友那里，托他(她)们分期送去，同时也代母亲去看望朱安。对此，她在信中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生)难忘”，并体谅地讲：“您一个人要负担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钱后怎么开支，她常常讲得很具体。有一回，母亲寄去了钱，朱安又得到一笔馈赠，就主动来信提出手头的钱“数目已多，贵处要用我还可以给兑回一部分去”，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坦荡和对母亲的体贴。

1946年冬母亲曾去北平清理父亲遗物，也看望了她。母亲回沪后，她来信说：“你走后，我心里很难受，要跟你说的话很多，但当时一句也想不起来。承你美意，叫我买点吃食，补补身体，我现在正在照你的话办。”更表现出朱女士对母亲有着一种依恋情怀。如果没有母亲的细心关照，她能有这种感情吗？

对于我，朱女士表现出慈母般的关爱。有一次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的保养、保养。”

当她得知我着迷无线电制作时，就在信中说：“听说海婴研究无线电颇有心得，凡人有一艺之长，便可立足，也很好的。”表露了她的欣慰之情。当我长到十五六岁时，她就开始直接给我写信，除了让我向母亲转告她要说的话，还关心我的学习和身体。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我们母子俩。我体会到，她是把我当作自己的香火承继人一般看待的。

由于当时物价飞涨，以致母亲寄去的钱，到她手里就要遭受贬值之苦，为此总感生活拮据。

但她宁愿受苦，也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有一次她给我写信说，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只要交给他鲁迅的遗作，她“逊谢不收”，当然也拒绝提供我父亲的任何文章。同月里，又有某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我亦婉谢”。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

只有一次她破了例。1942年2月1日，她来信告诉母亲：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郑彦芬找到她家，代表蒋委员长送她10万法币，她开始仍“辞不敢收”，但是这位秘书长说出一番道理，可把她懵住了。秘书长这样告诫：“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送钱还有以这种命令方式硬送的，难怪将这位妇道人家降服了，不得不接受。也算是笑话奇谈之一例吧。只是委员长此举至今仍令我费解：一方面在政治上压迫父亲、母亲和我，另一方面又那么“关心”父亲的前妻，这究竟是什么名堂呢？

朱女士给我们母子写信，主要是1945年至1947年她病故前那段时期，尤以1946年至1947年为最多，其中给母亲的16封，给我的有9封。从信中看，朱女士主要死于老年性心力衰竭等疾病。去世前，她致信母亲，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安排。

3个多月后，即同年的6月29日，朱安女士过世。由于当时母亲正受到国民党监视，不能亲自去料理她的丧事，只得请常瑞麟阿姨、宋琳先生及一家阮姓远亲代为办理。这些前已写到，不多说了。

我最后还要说一件事。1986年，根据研究鲁迅的发展，北京鲁迅博物馆计划恢复“老虎尾巴”这排房子的陈设原貌。这就势必要恢复原朱安女士的卧室，并且她睡的那张床亦已证实，就是那架四尺竹床(而此前一直被误认为是祖母生前所睡。现已查明，祖母生前睡的是从绍兴乡下带出来的旧式床，有床头、床栏、尾挡板，四周立有支杆可悬挂蚊帐。祖母1943年过世后，这架床连同祖母日用品都被周作人搬去，这架床也成了他儿子周丰一保姆关大妈的卧床，后来干脆送给她了。由此亦可见周作人之为人。现此床已回归“鲁博”，是拿一架新床去换回来的)。

自从1943年祖母去世，朱安女士就睡到她的房间去了，而把自己的卧房改成父亲藏书的存放之处，为的是可以腾出空房租借出去。1946年母亲去北平所见到的就是这个格局。故在“鲁博”筹备时，根据母亲的记忆，在此室挂了“鲁迅藏书室”的铭牌。现在要改过来，这就涉及到朱安女士该不该在“鲁博”出现的问题。为此馆里叶淑穗同志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当然同意。因为谁也否认不了朱安女士曾是父亲妻子这个事实，何况这许多年里，她与我们母子还有这么一份情。

许广平，《两地书》

许广平

《两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