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初期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我国选择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非常低下,工农业生产极端落后。
1、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平抑物价,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我们必须实行计划经济 。
解放前最高产量,钢只有90多万吨,原煤6000万吨(主要集中于日本占领的东北),粮食为2700多亿斤,棉花不到1700万担。而经历连年战乱的1949年,与历史上最高的产量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左右,其中,重工业减少了70%,轻工业减少了30%,煤炭产量减少48%,钢铁产量减少80%以上,粮食产量减少25%,棉花产量减少48%。由于生产大幅度的下降,物资奇缺,物价猛涨,通货膨胀加剧,财政赤字也来越大。据统计,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1400多倍,物价上涨了8500多倍。广大劳动人民贫困失业,生活下降到可怕的地步。
面对这满目疮痍、积贫积弱的国内经济状况,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争取国家参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然而,连年战乱不仅使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贫困,民不聊生,同时必须认识到,帝国主义在侵略过程中,长期控制着我国的主要经济命脉。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以前的近一个世纪中,我国接受帝国主义多条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通过条约特权,掠夺我国经济,垄断了中国煤产量的70%,铁产量的95%以上,航运吨位的73%(其中外洋航线占83.8%)和绝大部分的公用事业,并控制着我国的金融、保险和对外贸易。他们使用各种特权,攫取惊人的高额利润。
1936年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发行公债、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战时经济统制手段大发横财,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到1949年,官僚资本大约占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并拥有全国最大的银行和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
由此可见,经过百年抗争终于赢得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的中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实现中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在建国初期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因此,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平抑物价,为了调整建国初期面临的官僚资本主义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就必须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建设社会主义。
2、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必须实行计划经济。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实现共产主义――当然包括其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但是,不管是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发展中国家。
因此,这些国家在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权后,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因为工业化过程的主要内容是机器操作基本上代替手工劳动,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农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经济发达的国家,必然是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只有实现工业化,达到较高的生产力水平,我们才能更好的实现共产主义。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曲折,并且形成了近代畸形的产业结构: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49年为4.9%,1936年为10.8%,1949年为17%,而且布局不合理,70%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只有30%的工业集中在内地。
显而易见,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着多么严峻的考验,毛泽东在1954年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建国初期,我们迫切的需要实现工业化,实现祖国的繁荣和富强,才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
1956年年底,中共八大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