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从1870年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三个时期:1870年至1949年的香港、上海、天津、北平的证券市场,1950年至1980年的天津、北京、香港、台湾证券市场,1981年至今的上海、深圳、香港、台湾证券市场,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三个阶段。
1.1870—1949年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股票是洋人发行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商开始在中国兴办工商企业并开始发行股票。最早在中国设立股份银行的是英国汇丰银行,1865年3月3日在香港设立总行,4月在上海设立分行,187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买卖外商股票的的经纪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股份公司日益增多,股票大量发行,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立,同年12月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条例,证券交易有了初步的法规。当时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设在上海二马路一带(今九江路)。最初有会员12家,后增至15家,会员缴纳12两白银作为公会资本,每月还要交会费2两。交易品种包括政府公债、铁路债券、公司股票及外汇等等。交易方式是现货交易,交易时间为上午9——11时,手续费按1%—5%收取。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第一家现代证券交易所诞生了。
1920年孙中山先生与虞洽卿联名向北洋政府申请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集资500万元,于同年7月1日开业,经营品种除证券之外还有金银、皮毛、花纱布、粮油等等。与此同时,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也根据北洋政府颁布的《证券所交易法》改组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集资300万元,经纪人有55名,主要经营北洋政府发行的公债。这两个交易所业务兴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半年就赚了100多万,引起了各方面投资者的注意,各种证券物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仅在上海就有200多家。随后全国一些大城市陆续建立了证券交易所。
1918年北京股票交易所成立,1921年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当时的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资本200多万元,分为10万多股,由天津和上海两地筹资,理事长为曹锟之弟曹均,沪方代表由孙棣三担任,监督人为天津一位巨绅。当年10月1日在天津东马路开业,先是买卖公债,然后增加了股票交易,也曾兴盛一时。
1921年秋,风云突变,当时上海先后兴起的150家交易所,有的发行股票成立了信托公司,因股票价格大幅下跌而倒闭,引起了连锁反应,上海有近百家证券物品交易所倒闭,只剩下包括上海货商交易所在内的十几家。天津的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因上海股价暴跌、交易所倒闭之风的影响,于1922年停止了营业。后来人们把1921年的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倒闭风潮称为信交风潮,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次暴跌。
1949年以前中国有香港、上海、天津、北平四个证券市场。香港是开业最早的证券市场,1891年香港股票经纪协会成立,1914年易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1921年建立了第二个证券交易所。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这两个交易所停止活动。1947年两个交易所合并,成立了香港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实际上,香港从1866年开始股票买卖到1947年香港香港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一阶段,市场规模很小。
2.1950—1980年
1949年6月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稳定上海金融秩序封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1949年1月天津解放,天津军管会接收和清理了原国民党时期的证券交易所,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天津证券交易所,该所于1949年6月正式营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1950年2月1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两家交易所在解放初期对融通社会资金,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1950年以后金融和物价趋于稳定,证券交易减少。1952年天津证券交易所并入天津投资公司,北京交易所也停业。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的有价证券是国家发行的公债,但只能还本会息不能买卖和转让。80年代中国大陆又兴起国债、企业债券和股票的交易。
香港证券市场是1949年以后一部分内地资金的转入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市场狭小,银行信贷是各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到1962年也只有65家上市公司。1965年平均月营业额410万美元(约3200万港元),1967年8月31日恒生指数曾降至58.61点,香港证券交易所曾两次停市10天。 1968年香港经济增长,使证券市场成为地方实业重要的资金来源,1969年平均月营业额2720万美元(约2.12亿港元),上市公司72家,同年12 月17日远东证券交易所开张。
1971年9月15日金银证券交易所开业,1972年九龙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开业,在如此狭小的地区拥有四个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罕见的。但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发展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港英当局和中外财团的投资迅速增长。1972年香港四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190种,当年上市的就有98种,成交额达到43.397亿港元,是1969年的70多倍。1983年成交额达到482.17亿港元,比1968年增长了53倍,总市值达到了1734.5亿港元。在这期间香港股市也经历了1973年和1982年的两次暴跌。
1980年7月7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组成,1981年3月31日正式注册。1978年以后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的进出口和转口贸易,香港房地产兴旺,恒生指数又恢复到1972年的水平,1980年10月1日达到1810点,成交额达到957亿港元。1982年香港股市因佳宁事件和撒切尔夫人访华引发的所谓“信心危机”发生第二次暴跌,1983年初恒生指数跌至750点。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公布,人心稳定,恒生指数又上升到1200点。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49年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以后,通过发行所谓“爱国债券”促进证券交易,但是真正的证券市场是从1953年开始的。台湾当局为了把地主的土地转换给农民,对地主实行赎买政策,以七成稻谷实物债券和三成的公营事业股票(主要是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工矿、台湾农林四大公司)换取地主的土地。当时地主所得的债券和股票,连同台湾当局发行的爱国公债共22亿新台币,地主对其所拥有的股票不感兴趣而大量开价出售,场外交易的商行应运而生,最繁荣时达到二三百家。
3.1980—1997年
1981年10月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选举了第一批成员,经过三年,原来的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证券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九龙证券交易所停止营业,1986年4月2日联交所正式开业,并亨有在香港建立、经营和维护证券市场的专营权,使香港证券市场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86年9月22日香港被接纳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开始向国际金融市场迈进。
当时香港共有上市公司258家,证券330种,其中260种是普通股票,21种是认购权证,7种是公司债券,1种是政府债券,36种是单位信托,5 种是优先股。1987年恒生指数接近4000点,但由于美国股市暴跌而引起的世界性股灾,香港股市在1987年12月7日跌到1894.94点,1990 年重新恢复到3500点。90年代香港股市虽然也受到各种外界影响,但搞风险能力较强,1992年恒生指数曾达到12000点,到1997年1月香港已有 550只股票,其中包括综合企业、航运货仓、酒店饮食、金融投资、地产建筑、零售传播、电子玩具、工业和公用事业九类,此外还有基金16只,认股权证36 只,中国H股22只,共624只。
台湾股市80年代初的加权指数在400至500点徘徊,直到1986年才上升到1039.11点,此后几乎是翻倍的的增长,1987年达到4673 点,1988年8789点,1989年10773点,1990年12495点,终于暴发了一次暴跌,从90年2月的12682点跌到10月份的2485 点,跌幅达80%,到年底又回复到4530点,当时的355家证券公司受到不同程序的损失。
80年代至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深圳、上海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境内形成了深圳、上海、香港、台湾四个证券市场。
1981年中国政府开始发行国库券,1984年7月北京天桥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这是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证券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到1989年全国发行股票的企业达到6000家,累计人民币35亿元,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河北、安徽、湖北、辽宁、内蒙古等省市,其中债券化的股票占90%以上,经正式批准的比较规范的股票发行的试点企业有100多家。
除股票之外, 1986年5月8日沈阳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开展了债券买卖和抵押业务,到1988年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的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证券中介机构网点达到 1600多家,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成立,12月自动报价系统(STAQ)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启动阶段。
1986年9月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业务部开始了股票柜台交易,主要交易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家公司的股票,1988年上海又有海通、万国、振兴三家证券公司成立从而初步形成了场外证券交易市场。到1990年上海市场上有延中实业、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电子、申华电工、飞乐股份、豫园商场、凤凰化工等8只股票进行交易,这就是所谓的老8股。
到1991年上交所成立时除老8股之外,还有89年保值公债三种,87至91年国库券四种,工行债券六种,交行债券一种,中行债券两种,建行债券一种,还有上海石化、氯碱化工等企业债券十四种。深圳证券市场从1987年启动,到1990年已有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公开交易,证券公司12家,营业网点16 个,深圳与上海不同,大宗的交易不是债券,而是股票。
1992年5月上海和深圳相继开放股价,同时在两个交易所进行规范化的场内交易,两地综合指数分别达到1429点和312点,到11月又分别回落到 386点和164点。1992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9只,B股9只,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3只,B股9只。1993年2月沪深股市的指数又上升到1558点和369点,同时又有大批新股上市,到93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107只,B股22只,国库券5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76只,B股19 只。
1994年7月29日沪深股市在扩容的压力下分别降到325点和94点,从8月份管理层提出暂停发行新股等三项政策,两市指数在9月份又上升到 1052点和210点。到94年底,在上交所上市A股有168只,B股32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5种,期货10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118只,B 股18只,基金8只,国债期货15种。
1995年初由于大量资金云集国债期货市场,深沪股市分别降到524点和122点,5月18日国务院宣布停止国债期货交易并处罚违规的券商,3天之内沪深股市指数上升到927点和175点(成份指数1473点),到95年底在沪深证券市场上市的证券达到460个,全年累计成交额64097亿,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184只,B股35只,基金12只,国债现券6种,期货14种,国债回购8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127 只,B股34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6种,期货14种,国债回购7种。
1996年初沪深股市指数在522点和104点徘徊,但是随着宏观经济的好转和 97年香港回归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大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两市指数迅速上升,到12月11日和12日分别达到1258点(30指数3064点)和476 点(成份指数4522点)。96年底,沪深两市上市的证券达到667个,全年成交额41610亿,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87只,B股42只,基金15 只,国债现券9种,国债回购8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27只,B股43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9种,国债回购9种。
1997年5月沪深股市的指数分别达到1510点(30指数4286点)和520点(成份指数6130点)到97年10月1日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已有361只,B股48只,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336只,B股51只。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金融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发展股份制进行企业改革之后,证券市场将进一步发挥它的筹资和融资功能。
拓展资料: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开始发展。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中国证券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高速成长的证券市场,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和结算网络覆盖了全国各地。证券市场交易技术手段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全国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也已经建立。证券市场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百度百科
中国股票市场的产生、发展至今,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20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是辉煌的改革成果。当前无论是市场的组织结构,还是交易清算系统的效率,甚至包括市场的规模,同不少西方国家的股票市场相比,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差距。然而,当代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新兴+转轨”的市场,从“姓社、姓资”的长期争论,到邓小平的“坚决试,不行可以关”的英明决策;从股份制改革的争论,到开放股市为国企改革服务,并直到目前基本完成的股权分置改革,中国股市走过了近20年的风雨成长历程,经历了多变的政策选择。中国股票市场的发育、发展,是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逐渐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股票市场产生、发育的特殊历史背景
中国的股票市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通俗的讲,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是遵循股票市场发展的自然规律,在市场经济的土壤里,自然生成的“天然产品”。而中国的股票市场,则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探讨公有制经济多种实现形式的土壤里,在既要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发展的自然规律,又要考虑中国国情、遵循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催生的“人工产品”。这就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是有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发育、发展的历史,不能不首先搞清楚中国股票市场产生、发育的特殊历史背景。
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化生产和规模经营的需要,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逐步从独资、合伙发展到股份公司,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建立在股份制度自然演化基础之上的西方国家股票市场的产生、发展、成熟过程,也必然表现为一个瓜熟蒂落的自然成长历程。
在中国,股票市场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产物。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学习前苏联的经验,存在对公有制形式的片面理解,单纯强调发展国有经济。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化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与此相适应,中国改革前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几乎是单一的国家所有、国有独资的形式。经过解放初期对独资、合伙甚至是股份制的旧官僚企业、民族资本家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解放后30多年的国家投资、国家重建,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形成了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织形式的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的社会分配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日趋突出地显现出来,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国有企业因传统的计划运行机制的弊端和自身的体制改革、运行机制改革一直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面临着经营困难、亏损面增大、负债率过高、资产结构不合理的困境;另一方面,在金融领域,因长期实行单一的银行信用体制和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使得国家银行独自承受的金融风险日渐增大,其他国家不时爆发的区域性金融危机也一再为中国敲响警钟。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国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尝试:在国有企业领域先后推行放权让利、租赁制、承包制、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等多项改革措施;在国有银行领域,先后推行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分离、对国有银行进行企业化改革等多种尝试。但是这些改革效果都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经济特区先行尝试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成功。随后,在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广下,股份制改革被推到了中国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台,股票市场成为令国人关注的焦点。
可以说,中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真正出现改革热潮,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股票市场诞生后,才进一步引发起来的。在股票市场发展的初期,在巨大投资利益的诱惑下,广大投资者蜂拥入市,热情参与。改制后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亦体验到股份制改革带来的巨大利益,地方政府和企业发现进行股份制改造是一条迅速获取大笔资金并借此使企业迅速摆脱困境的捷径,于是也倾注出巨大的热情。虽然,由股票市场热推动起来的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带有很大的、甚至不正常的利益驱动因素,但其在实践中显示出来的巨大魅力,却促使人们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中引入股份制的可行性有了更为统一的认识。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这充分表明时至1997年,对于大力推行股份制、发展股票市场,已经得到了包括中央领导高层在内的上下各界人士的一致认识和高度重视;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政策基调,已经从“坚决试”转变为“大力发展”。
二、中国股票市场的阶段性发展规律
纵观各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历史,都呈现出一种阶段性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股票市场表现得更为明显。股票市场具有阶段性发展的规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股票市场的行情走势表现出时间跨度很长的阶段性牛、熊市行情特征。一个国家股票市场的成长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股票市场,要依次经历股价呆滞的初生阶段、股价狂升的无序炒作阶段、行情低迷的调整阶段,以及市场完善的成熟阶段。
中国股票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其发展同样要遵循上述股票市场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目前学术界、证券界对于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阶段划分,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例如,有学者将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股票市场萌芽到1996年3月以前,为股票市场的试点探索阶段;第二阶段是1996年3月到1998年12月,以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为标志,进入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98年12月至今,属于中国股票市场的规范发展的阶段。
还有学者依据美国学者安托尼·阿格迈依尔对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把中国股票市场划分为停滞阶段、操纵阶段、投机阶段、巩固或成熟阶段、成熟阶段等五个阶段,并确定了相应的时间界限。
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过程的分期,本研究把中国股票市场主要划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为1990年末-2001年底,从1990年末沪、深交易所和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两所一网的相继建立,到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作为新兴市场的发育时期;第二时期为2002年至今,是更加开放、规范和国际化的发展时期。
在这两大时期,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1、1990年-1991年是股市的初创阶段。
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沪、深证券交易所的相继挂牌营业,股票集中交易市场正式宣布成立,中国股市由此第一次具备了资源配置的功能。这一阶段是中国股份制改革起步初期,各项基本制度在探索中逐步建立,资本市场大多处于自我演进发展状态,资本市场体系初步搭建,整个市场规模较小,并以分隔的区域性试点为主,股票市场的发行和交易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缺乏统一规范和集中监管。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
2、1992年-1997年是股市的试验阶段。
此时股市能否长期存在仍然受到所有制问题的困扰,姓资还是姓社,成为影响股市存活最重要的话题。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时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1]此后,中国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更多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并开始在资本市场发行上市。1993年,股票发行试点正式由上海、深圳推广至全国,打开了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由此中国股市也于1996年5月迎来了大牛市行情。由于尚未形成完善的供求机制和市场监控机制,高速发展的股市立即出现了许多问题,股市价格暴涨暴跌,投资者尚未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投机之风盛行,黑市行为大量滋生等。打压整顿股市也因此成为接下来的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从证券监管的角度来看,1992-1997年是由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共同参与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的过渡阶段。股市的监管机制开始形成,监管体系初具雏形,并规定了涨跌幅及交易量限制。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第一次从宪法的层次上承认“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个特殊形式”,至此,股票市场的地位正式确立。
3、1998年-2001年是股市的规范阶段。
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始正式启用法律法规手段规范管理股票市场。1998年4月起建立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国务院确定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单位,成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同时其职能得到了加强。1999年股市又一次出现牛市行情高潮,一直持续到2001年。然而,太过火爆的股市已经严重脱离了基本面的支持,市盈率奇高,大量违规行为也不断被暴露出来,银广夏、蓝田等上市公司事件的发生就是当时股市混乱的缩影。同时股市的作用被定义为“国企解困”的一个重要途径,大量国企进入股市寻找资金,其上市公司质量参差不齐。以1999年7月《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股票市场步入了以“规范与发展”为主题的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建设也逐步走向成熟。经过几年的法制建设,中国证券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到2001年底,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为补充,以部门规章为主体的系统的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4、2002年-2004年是股市的转轨阶段。
随着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步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阶段,随着国内宏观经济矛盾的转移,对股票市场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它不仅是筹资的工具,而且股指的上涨还能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增长,有助于改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等。股票市场的地位被提升到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中国股票市场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中央高层领导提出股票市场不仅要为国有经济改革服务,而且要为国家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服务。但是,由于此阶段股票市场的制度安排、制度建设不尽合理,再加上盲目借用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对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殊性认识不够,使得中国股票市场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高层次、综合性功能的发挥仍不理想,社会各界对中国股票市场功能发挥的现状有颇多不满。新一届的中国证监会开始着手完善监管体制。然而在股权分置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前提下,国家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改革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这一阶段股票价值被严重低估,价格甚至一度低于面值,股市不仅没有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要求,甚至连最基础的筹资功能也无法实现。2003年底至2004年上半年,南方、闽发、“德隆系”等证券公司长期积累的问题和风险集中爆发,是中国股票市场运行中不健康因素的集中反应。2004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表明了政府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决心,以促使资本市场的运行更加符合市场化规律。
5、2005年至今是股市的重塑阶段。
2005年5月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股市重塑的一个过程。作为历史遗留的制度性缺陷,股权分置在诸多方面制约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截至2007年底,沪、深两市98%的应股改公司完成或者已进入股改程序,股权分置改革在两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自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中国股市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正在承担分流银行资金和加快直接融资步伐的功能。尤为重要的是,股权分置改革以后,资本市场的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得以实现,中国一大批公司成功上市。特别是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国航等超级大盘股的顺利发行,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完全恢复了首发融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使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蓝筹时代。此外,中国股票市场还进行了包括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改革发行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经过这些改革,投资者信心得到恢复,资本市场出现转折性变化,沪、深股指纷纷创出历史新高。人民币不断升值这一重大货币、汇率政策,也是造就中国股市2005-2007年大牛市行情的基本背景之一。截至2007年底,中国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1550家,总市值达32.71万亿,相当于GDP 的132.6%,位列全球资本市场第三,新兴市场第一。2007年的IPO融资4595.79亿元,位列全球第一。日均交易量1903亿,成为全球最为活跃的市场之一。[2]由于股票市场的改革和创新,资本市场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全社会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资本市场的功能和作用。
总体而言,与上述的中国股票市场的阶段性发展规律相适应,中国股票市场的功能也经历了从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建立直接融资渠道、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基础性功能;到促进国有企业转机建制(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搞活国有经济服务;再到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高级、复合性功能的逐步演进历程。然而,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还存在着大而不强,以及上市公司治理、投资者自律、系统风险控制以及财富的不合理分配等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新兴+转轨”的特殊阶段,都会长期伴随中国股票市场存在。因此,从股票市场成长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发展、完善和规范市场这一角度看,当前的中国股票市场仍然还处于比较稚嫩的成长期。
三、中国股票市场发育、发展运行中的政策调控
众所周知,政策是影响股票市场价格、回报和波动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股票市场都会对相关政策的出台有所反应;另一方面,在股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任何政府都会出台干预市场的政策。
回顾中国股票市场近20年发育、发展的成长运行轨迹,迄今有着6次大涨大跌的历史,其成长运行轨迹不仅反映了周期性波动特征,更表现为周期性大幅震荡的运行特征。总体而言,中国股票市场发育、发展的成长运行轨迹呈现出明显的过度波动的特征。通过对中国股市历次大涨大跌的梳理,不难看出,股市的大涨大跌都跟国家政策因素密切相关。
根据上证A股指数的历年波动情况,可以把政策调控对中国股市波动影响情况分为五个阶段:
1、1990年4月-1993年6月:宏观经济政策从松导向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1990年4月实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利率下调,1990年8月、1991年4月又连续两次下调利率。中国经济开始恢复,货币供应量加大,资本市场呈现了持续上升的牛市行情。1992年春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政策进入相对宽松的阶段。投资和出口扩张,拉动宏观经济持续向好,货币供应充足,1992年经济增长率达14.2%。
上述这些宏观背景造就和延续了股市的牛市行情。股市在此期间迎来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涨,上证指数在从1991年1月2日的128.84点飙升至1993年的2月16日的1558.95点,升幅高达1110%。此后,由于经济再次过热,出现严重的通胀,1993年中期中央政府再次推出紧缩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从松的这段时期里,上证指数只在1992年6月至1992年10月间冲高回落,出现第一次大跌后,继续上扬,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2、1993年6月-1996年4月:宏观经济政策从紧环境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1993年6月至1996年4月是处于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从紧,沪、深股市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这段时期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中心是严控通胀,投资、消费全面紧缩,财政、货币政策都“适度从紧”,经济增长率持续回落。1995年的GDP增长率由11.8%回落到10.2%,通胀率则由21.7%回落到14.8%;1996年GDP 增长为9.8%,通胀率下降到6.1%。GDP从1993-1996年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3]
在此宏观政策环境中,期间虽有1994年7月底政府推出的稳定股市的“三大政策”措施[4],但股指只是维持了1个半月的反弹,却改变不了股指的运行趋势,股指继续呈下降趋势。1993 年下半年开始了长达3年的治理整顿宏观调控,在恶性通胀环境下,市场利率高达20%以上。直至1996年初,宏观经济形势才开始缓慢恢复。股市于1996年1月见底后,开始走出低谷。
3、1996年4月-2004年4月:宏观经济政策由紧向松转变条件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从紧的政策使通胀率滑落到安全水平,但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这促使宏观政策由紧向松转变。1996年4月至2004年4月是宏观经济政策从松阶段。
1996年5月,央行第二次下调利率,于是大批资金向股市回流,形成了1996年4月-1997年5月的大涨行情,上证指数又重新回到1500 点。由于当时股市投机现象比较严重,当时为了抑制投机氛围,国务院决定从1997年5月10日起,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从原来的3‰调整到5‰,股指由此一路下滑,在40个交易日内跌去将近400点,跌幅达27%左右。1997年5月以来,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再一次进行市场干预,控制金融市场秩序,在大力支持香港特区的同时防止了金融风暴波及中国内地。1997年10月,央行第三次下调利率。1998 年央行继续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并将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由13%降至8%。1998年3月、7 月、12月央行共计3次降低利率,加大信贷资金投入。1998年下半年启用以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的财政政策。这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经济增长率多年保持在“7上8下”的水平。1999 年在货币政策上进一步加大了扩大内需的力度,扩大基础货币投入,增加金融机构贷款,两次下调利率,开征利息税,并于11月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由8%下调至6%。2000 年央行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拉动内需,启动国民经济。上述宏观政策环境,造就了1999年5月至2001年6月长达两年的牛市行情(即“5·19”行情)。2003年底2004年初,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快、局部过热、通胀压力加大的新情况,宏观政策又开始由松向紧转变。
总的来说,在这段宏观政策由紧向松转变的时期里,上证指数曾上涨到2245.43点(2001年6月)。虽然中国股市政策在由规范发展向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转变,股指的上行受到了抑制,但这段时期股指的总体运行趋势仍然是上升的。
4、2004年4月-2007年10月:宏观经济政策加强改善前提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从2003年第二季度到2004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运行已处于由局部过热向总体过热的边缘,特别是部分行业过热、投资需求过旺、信贷投放过快。随即,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如央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上调存贷款利率、处置“铁本事件”、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日、全而清理整顿开发区、治理整顿上地市场等等。2004 年10 月央行决定第三次加息,股指继续下探。2004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为2005年经济政策定下基调: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至此长达7 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正式淡出。
2005 年5月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加速了股指的赶底运行。6月6日,上证指数终于探底998.23点后企稳横盘。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确立后,人民币开始不断升值。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中国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并存的现实出发,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更加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手段。2006年4月央行全面上调各档次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由于此次加息是针对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矛盾而做出的及时调控,有助于经济运行的稳定。由此也拉开了股市随后的主升行情的序幕,伴随着成交量的巨幅放大,股市日益活跃,股市终于走出长达4年的漫漫熊市行情。随着2007年的开始,人民币升值速度的加快(2006年升幅为3.35%,2007年升幅达6.9%)[5],股市的牛市行情愈加火爆。同时,2007年中国基金业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与辉煌,呈爆炸式增长,基金开户数超过1亿。伴随着投资者开户数不断增长、居民储蓄大搬家、新股申购资金屡创新高,股指不断被推高,呈单边上扬格局。至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史无前例的上涨至6124.04点的历史最高点,相对于2005年6月998.23点的底部,最大涨幅达513%。“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也首次写进了中共十七大报告。
5、2007年11月-2008年12月: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背景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2007年11月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向全球蔓延。中国经济上行动力正在逐渐削弱,而下行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中国10年来首次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已实施10年的稳健货币政策行将结束。为进一步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加强对流动性的管理,2007年12月央行宣布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是中国2007年内第六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此外,央行还在此前连续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使其达到历史最高14.5%。2008年1月央行为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再次宣布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这使得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上升至15%,达到历史新高。此后,上证指数在短短的一周之内下跌了近千点,自此股指走入了一个下降通道,一路“熊途”漫漫。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外部需求显著减少、中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等,中国政府高层密切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审慎而灵活地实施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2008年伊始,由于此前中国经济已经连续5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中央将这一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定位为“双防”(防通胀和经济过热)。至2008年中,鉴于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物价涨幅却仍未得到有效控制。2008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下半年宏观调控任务定位为“一保一控”(保增长和控通胀)。9月美国金融危机全面恶化,并迅速波及到全球实体经济,中国经济也同样受到波及出现了快速的下滑。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对宏观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同时,公布了今后两年总额达4万亿元的庞大投资计划,并出台10项强有力的扩大内需之举。随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宏观政策基调被完善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快速变化,同时也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主要工具运用的频率明显加快。自7月份以来,央行连续4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2月国务院研究确定了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九条政策措施,首条措施即为“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等。总言之,2008年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及手段,除了频次快、范围广之外,力度也是历史空前的。
从股票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来看,在经过一个惯性的增长之后,向市场价值的理性回归就成为市场下跌的起始动力。同时,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致使世界各大重要市场股指“跌跌”不休,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股票市场同样也很难独善其身。股指的不断下跌成为2008年中国股市的主要特征。由于现实经济的问题而引发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运行产生了影响,使股市从反方向偏离了真实价值,进而造成了2008年里的非理性下跌。再者,中国股市自身的问题,如再融资、大小非解禁等问题同样在考验着市场的承受力。所有这些因素,促使股指的下跌已经开始超出了理性的范畴。恐慌下跌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许多股票的价格甚至跌破发行价,股指一再下破前期低点。2008年10月28日上证指数创出本轮下跌的历史新低点1664.93点。虽然随后,随着11月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条措施,上证指数出现了1周300多点的上涨,并曾在12月反弹到2100点以上。但到2008年12月底,上证指数仅收于1820.81点。
由2007年底的5261.56点跌至2008年底的1820.81点,上证指数全年下跌了65.39%,创同年世界跌幅之最和中国证券市场历史跌幅之最;沪、深两市总市值由2007年末的32.71万亿元降至12.13万亿元,总市值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末的132.6%降至48.6%;A股平均市盈率降至约15.19倍,为历年末市盈率水平最低值。[6]
有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