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家庭的影响，杜甫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年青时便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谷淳②的志向，他接受的主要是儒家的“仁政”“民本”的思想。因此，他所持的是儒家积极入世，用时济世的积极思想。而儒家中的“忠君”思想又是封建伦理的纲常之根本，因此忠君的思想也是在他思想中根深蒂固。所以，杜甫的爱国思想中又经常夹杂着忠君的思想，他把君王看成是社稷的化身，把“得君”作为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把振兴国家、改善人民生活、实现自身理想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也就有了“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以及“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壮游》)的诗句。爱国与忠君结合在了一起时，有时出于爱民悯时，他会揭露残酷的苛政重赋；出于忠君忧国时，他又会勉励百姓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这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当然，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绝不会只是有简单的忠君思想，更为主要的是对国家社稷安危、民生疾苦的关心忧虑。
辅佐君主使他贤明在尧舜之上，让民风恢复到昔日的淳朴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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