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希腊债务危机:这个国家是如何被做空的?

老实讲，这个题还真有点难度。45

　　时至今日，盘根错节的家族和地方势力，仍然是左右希腊政局和行政管理的重要力量，政客们通过提供公职、政府合同或减免税收等方式来收买选民，而以忠于国家为标志的公民意识却十分淡薄。这种漠视国家利益的庇护主义，即使希腊处于独立战争、一战和二战等危难时刻，依然大行其道，整个国家始终难以形成一股真正迈向现代化的合力。
　　1981年，希腊正式加入欧共体。此时，欧共体的援助资金准备涌入，由经济学家帕潘德里欧领导的左翼政府得到广泛支持，希腊本有着促进平等、选贤任能和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极好机会。
　　然而机会与希腊再次擦肩而过。为了实现个人和本党的“长治久安”，帕潘德里欧没有按照经济学原则来治理国家，而是想方设法迎合民众口味。泛希社运不但没能改造希腊政治中风行的庇护主义，反而被这种主义所改造。执政期间，该党大举扩大公共部门，无视生产力增长而增加工资，不顾缴存额多少而增加养老金。欧共体新提供的资金大把落入亲信和本党官员的腰包，而国家的协调发展、适应全球化趋势和融入欧洲共同市场这些国家大计，被彻底抛诸脑后。
　　希腊的另一个资金来源是无节制的政府举债。这些钱被用来支撑国家机构的无限扩张和填补大规模逃税导致的财政缺口。其结果就是希腊债务水平的飙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23%增加到80年代末帕潘德里欧下台时的60%，四年之后又进一步增加到100%。债务危机的种子已经埋下。
　　庇护主义虽然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毒药，但在政治上却极为成功。因此，从泛希社运手中接掌权力的新民主党继续将之奉为圭臬，大肆向本党支持者提供诱人的终身制政府职位、逃税机会、政府合同和丰厚的养老金礼包。
　　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希腊人逐渐相信，人生中有远远高于能力、努力甚至出身的东西，那就是与政党的关系。政党政治深入和毒化了整个希腊社会，从学生社团、工会、行业协会、报纸到司法系统，无孔不入。虽有一些改革者试图改变希腊这种悲剧宿命，终因阻力太大而失败。
　　所以，到2009年秋天，被管理不善和政党政治潜害多年的希腊国家机构实际上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在席卷全球的经济飓风面前不堪一击。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面对债务危机时，作为一个国家的希腊已经被大大小小的掠夺者做空，失去了自己的守护人，任何执政者都无法担起改革的重任，尽管已经刻不容缓。

　　自己长得象个包子，就别怪狗跟着。希腊是自作孽，但在欧元区的帮助下犹可活。
　　希腊债务危机已历时5年，救助协议屡立屡改。每一次危机压顶和警报解除，其实都在反复提醒：希腊透支未来的高福利政策不可持续；建立核心竞争力才能获得真正的繁荣。
　　评级机构认为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为CC，几乎处于垫底水平，展望也是负面。评级机构认为，希腊债务危机的本质是偿付能力不足，随着债务负担不断累积，现有福利体系难以为继。
　　在对高福利的反思方面，国际问题专家分析，希腊的高福利政策透支了财政收入，这种局面是难以长期维持的。要么减少福利，要么经济腾飞，否则危机终难避免。
　　本次危机之所以暂时“落幕”，也离不开希腊的多项改革承诺，包括削减养老金、推进私有化、完善税制改革等在内的药方，都指向导致希腊经济入不敷出的顽疾。
　　对于一些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希腊危机提供了有益镜鉴。高福利政策虽然格外诱人，但公共财政资源毕竟有限，如何既能用于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又要兼顾民众福祉的提升；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避免债务危机，恰恰是对各国政策智慧和执行的考验。
　　从更宏观的全球经济格局层面看，整个欧洲经济总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进入下行周期，各国都在整顿财政，努力增收节支，进行结构调整。这其中，具有核心竞争力，国民更加务实勤勉的国家都率先走出危机。
　　而希腊长期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又存在人员成本偏高的问题。再加上经济结构调整缓慢，政策乏力导致产业无法跃升。这些都令希腊经济难有起色，只能长期依靠外部融资度日。
　　当然，经历风雨锤炼也并不完全是坏事。5年来，欧盟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砥砺前行。从危机爆发之初欧盟的手足无措，到推出临时救助机制——欧洲金融稳定工具，再到建立永久性援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之后又迈出财政一体化的重要一步——“财政契约”，每一次“跌倒”都让欧元区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我们还应该看到，虽然希腊过去几年吃了不少苦，但这个国家的人均GDP依然有2万多美元，仍属发达国家行列。多年无法自医的病痛，如果能在外部监督下能逐一落实，那么悲剧就不会是希腊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