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绝命诗

绝命诗一般指狱中题壁。

狱中题壁

作者：谭嗣同（晚清）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白话译文

逃亡生活是如此紧张，看到有人家就上门投宿，我希望出亡的康有为、梁启超能像张俭一样受到人们的保护。也希望战友们能如杜根一样忍死待机完成变法维新的大业。

我横刀而出，仰天大笑，因为去者和留者肝胆相照、光明磊落，有如昆仑山一样的雄伟气魄。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农历的戊戌年，是年六月，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八月，谭嗣同奉诏进京，参预新政。九月中旬，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并开始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康有为、梁启超避往海外。许多人劝谭尽快离开，但他却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来”，决心留下来营救光绪帝。

几位日本友人力请他东渡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乏，请自嗣同始。”9月21日，他与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杨锐、林旭等五人同时被捕。这首诗即是他在狱中所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狱中题壁

1898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儡台,重新训政,继而大肆的搜捕维新党人.康有为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到了香港,梁启超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来到了日本.谭嗣同则拒绝了出逃的建议,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倡也.有之,请从嗣同始."他决心为变法而献身.在监狱中,谭嗣同的那首"狱中题壁诗"更是传诵至今,妇孺皆知.然而根据历史学家黄彰健的考证,这首诗是梁启超的伪作.
首先怀疑梁启超伪造谭嗣同血诗的是王照.王照,戊戌变法前的吏部侍郎.变法开始以后,屡次上述陈述新政,为光绪所重用,变法开始一个月后,被赏三品衔,以四品京堂候补.戊戌政变以后,王照也被抄家查办,王照因此也逃到了日本.在日本,王照住的地方和康有为仅一墙之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王照经常听到康梁两个舜蠓咆蚀?伪造戊戌变法的历史,其中就包括躺私通血书的事件.
今人黄彰健先生的考证也证实了这一点.这首流传甚广的血诗,的确是有梁启超提供并首先在日本流行起来的.据梁启超说,这首诗还被日本人谱成乐曲,广为传唱:
望门投宿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么一首好诗,怎么可能是伪造的呢?原来的又是怎么样的呢?
黄彰健先生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历史学家的伟大在这时候得到了体现:历史是不会被隐蔽的,事实永远是事实,他可以遮蔽一时,但是乌云终究是要散去的,历史真实的面目终究是要恢复的.他经过一番周折,真的找到了原诗.从表面上看,原诗和伪造的差不多,似乎伪造是多此一举,原诗是:
望门透趾思张俭, 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 留将公罪后人论.
第一句: "望门透趾思张俭"被改成"望门投宿思张俭".张俭是后汉书中的人物.张俭因为畏罪而逃跑,但是他的亲友因此而受到株连,有十几个人被杀,家乡也被毁掉.意即:今天虽然变法失败了,但是我不会向张俭一样逃跑而连累了亲友.改动两个字,但是意思没变.
第二句: "直谏陈书愧杜根"被改成"忍死须臾待杜根".杜根也是后汉书中的人物.东汉宣帝时,杜根认为安帝已经长大,可以亲政了,便向太后上书请其还政.太后则把他抓起来给杀了.谭嗣同在这里是说,他虽然没有向太后上书,请其归政,有愧于杜根.梁启超改过的诗,仍无碍诗义.
第三句:"手掷欧刀仰天笑"被改成"我自横刀向天笑"欧刀在古代是行刑的时候用的刀.原诗是说,戊戌政变前,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式,既不应该向彰健那样溜之大吉,也不应该向杜根一样直谏,必须要诉诸武力.但是现在我们策划的武装反抗并没有成功,我谭嗣同也视死如归,没什么好说的了.
但是梁启超改过的诗把意思全部改变了.以政变后的"横刀"的被动性来改变政变前"掷刀"的主动性,没有了武装夺权的意向.这其实正是康梁的目的所在.他们从来不愿意承认武装夺权的行动,而谭嗣同的这句诗却把这一行动赤裸裸的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他们所不希望看到的.
第四句:"留将公罪后人论"被改成"去留肝胆两昆仑".在清朝刑律里有"文武官犯公罪"的条款,是指因公事失错致罪,但是不至于谋反.在谭嗣同看来,维新派人士在那种情况下,武装夺权,迫不得已.光绪的密诏让他们不要违背太后,但是康有为并没有执行,相反却想围攻颐和园.谭嗣同认为这样的做法即使有错,也是公罪,是非得失,还是留给后人去讨论了.
谭嗣同是诗更加的坦白,但是对于康梁来说,公罪也是罪,谭嗣同竟然承认自己有罪,这句是非改不可了.这句改了之后也更加豪迈,也是全诗中最为精彩的一笔.
戊戌政变过去已经100多年了,而这首流传颇广的狱诗又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历史是不会被人玩弄的,它终究是要向世人展现它本来的面目.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乍看此诗，诸位一定觉得既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然也，此正是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义前所作的那首【狱中题壁诗】的原诗。而那另一首脍炙人口的、一百多年来被中国人反复吟颂、激励了无数人为理想而献身的“狱中题壁诗”却是被篡改过的伪作。

篡改者正是谭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启超。“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四句甚至比原诗更加豪迈激扬，更加雄浑悲壮。尽管我心里很不愿意承认，但它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梁任公百年来被许多中国人包括我本人一直视之为精神导师，也是我最崇敬的近代学者和思想家。而他篡改谭氏绝命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掩盖一个历史真相。

历史就像是个随时要被打发去接客的婊子，时常被鸨母一般的史家打扮的浓妆艳抹的，一巴掌过去能扇下厚厚的一层雪花糕来。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师徒流亡海外，办刊、演讲、作学问，编撰了大量与那段历史有关的著作，但他们至死都不承认维新党人当年策划过“围园锢后”的密谋，声称是守旧派及袁世凯等人对维新派的诬蔑。如后来康有为在《上摄政王书》中说：“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大下。其时慈官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这里，康有为指明是袁世凯捏造了维新人士谋围颐和园的情报，朝廷误信其言，方导致后来的种种变故。因为康、梁是那场运动的当事人，所以后世史家们有不少人以康、梁的说法为准。事实究竟是否如此，自然还当从其他当事人的撰述中寻踪觅迹。

袁世凯便是戊戌变法及那场扑朔迷离的密谋中的主角之一。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玩两面三刀 , 一面对维新派及光绪皇帝虚以委蛇， 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时，假意答应谭嗣同同意举兵杀荣禄 , 围攻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 另一面决定投靠守旧派，当天乘火车赶到天津 , 在荣禄面前把密谋合盘托出，一股脑将将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卖了。紧接着是慈禧临朝训政 , 囚禁光绪帝 , 捕拿维新派 , 斩杀六君子 , 致使百日维新失败。这种说法的重要凭据之一是袁世凯自己写的《戊戌日记》，其中他对自己出卖维新派之事毫不掩饰，但对他与维新派的密切关系以及是否有参与密谋一节却是欲盖弥障，含糊不清，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随着许多史料及证据浮出水面，这种说法已逐渐被推翻。近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慈禧在袁世凯告密前已经决定重新出面训政，发动政变。而袁世凯先前并无告密的念头，而是在听说了政变的消息后，以为是因为密谋败露而引起的，吓的屁滚尿流，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便跑到一度对他颇为欣赏的荣禄面前，连滚带爬地跪在地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忏悔，把维新派“锢后杀禄”的密谋竹筒倒豆子，合盘托出，求荣禄为他作主 。而慈禧在政变之后才听说了密谋一事，又惊又怒，后怕不已，这才开始对维新派进行大肆捕杀。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说明袁世凯告密并不是引发政变的原因，但他落井下石，却是导致六君子被杀的主因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史证。一个是八十年代左右在日本发现的毕永年所写的日记《诡谋直纪》。毕是谭嗣同的好友兼同乡，这本日记中载，康有为曾召之密谋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问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又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毕永年认为袁世凯为人大不可靠。康有为又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后又有人告诉毕永年：“顷梁君谓我云，先生（指康有为）之意，其奏钢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 另一个是康有为替光绪帝聘请的新政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他写的《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还说：“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

以上都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由不得康有为否认。康之所以在诸多铁证面前仍一口咬死不认，主要是因为这样一来将由他来承担变法失败的主要责任，并且这种犄角旮旯似的宫廷阴谋实在是有损他完美无缺的“圣人”光辉形象，这维新运动则也成了政变、革命而非改良了。而伪造历史，却一直是康有为的强项。首先，这位以“圣人”自诩的仁兄在百日维新期间所扮的角色，就并非如他自己在外边吹的那样风光。在许多有关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中外著述中，一般都有一个把康有为当作变法维新的中心人物的说法，认为康在百日维新期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诸如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等等。康的门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甚至将康比作王安石，将光绪皇帝比于宋神宗，戊戌变法比于熙宁新政。这个流行了一百多年的说法，实则大谬，不过是在戊戌变法后由康及其门徒吹嘘出的一个神话而已。

此外还有康与中国报业先驱汪康年之争。《时务报》在1896年时于上海创刊，总编为汪康年，梁启超一度是该报的主笔。《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对戊戌变法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风行全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但是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却通过权力手段，奏请让光绪下旨，把《时务报》收为官办，让他控制，欲把一份影响力巨大的、观点独立的民报变成官报，变成政府的喉舌。但汪康年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耍了个花招，暗渡陈仓，又办了一份《昌言报》，把《时务报》的空壳丢给康有为。康被耍后气急败坏，居然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治汪一个“抗旨不交之罪”。光绪听说这事后，命黄遵宪顺路去调查此事，结果“毋意彼此各执意见”，闹个不了了之。此事闹的过于荒唐，以至于被时人讥笑康“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
对于汪康年的不买账，康有为一直记得很牢，后来逮着机会便诬蔑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时有意排挤他的弟子，后期不发表他弟子的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着实把汪的名声败坏了很久。对于康有为的这种做派，他的弟弟、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对他的评介是：“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便是形容他眼高手低，为人处事带着太多的霸气，人缘不好。

维新派相对于后党守旧派而言，本来势力就显孱弱，内部却又一直有左、中、右三派之分。康有为这种我行我素、处处喜以自己为中心的举动，不仅在维新派内部造成了很多矛盾，使本来就势弱的维新派成了个窝里斗的乌合之众。因后来康有为及其弟子的造神运动颇为成功，蒙住了不老少的人，以至于后人评论戊戌变法时真都把康当作了这出戏的唱大梁的当红小生。

实际上百日维新时期唱主角的是主张“变法缓行”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杨锐是维新派中的右翼，在甲午战争之前，也只是个普通的封建知识分子，入仕时得张之洞多方提拔，一度出任张之洞的幕僚。而张之洞在维新变法期间是属于后党一系的守旧派，曾作《劝学篇》，在理论上打击变法运动，对维新派人士也是多番压制。杨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与张之洞关系甚密，并且在维新派内部常与康派的人唱对台戏，以至于后来他在变法维新中的作用几被抹煞。

对杨锐的声名和作用打击最大的，一是范文澜，范在《中国近代史》中论述，杨锐一系的右派是投机官僚，本质仍属顽固派，只是由于维新高潮到来了，故“随声附和，不出于心”；或者是见西人之船坚炮利，不若从而效之。于是，便抱着投机钻营的动机加入到维新派的行列里来了。范还认为，在维新阵营内部，“右派势力最大，中、左两派较小。表现在光绪帝任用专办新政的军机四卿杨锐（张之洞、陈宝箴保荐）、刘光第（陈宝箴保荐）代表右派，林旭（康有为门徒）代表中派。……实际上只有谭嗣同一人尽力新政。杨锐是圆滑官僚，张之洞最亲信的门徒，代表假维新系。

并且还有一个一直被后世之人忽视的一点，“围园锢后”的密谋并不是所有维新派的成员都有参与，至少杨锐没有，这点从光绪交给杨锐的那封密诏中可见。密诏的全文如下：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引者注：指罢免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的上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光绪在密诏中只提及“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康有为的名提都未提。从语气上可见光绪当时的心态只是想谋求一个既可“将旧法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万全之策。

而康有为后来公布出的那份著名的伪诏则曰：“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杨锐的那份密诏是后来杨锐的儿子杨旭为了替其父昭雪沉冤而呈送都察院后才公布出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心只想着稳妥行事的杨锐，完全是遭居心叵测的康有为连累，在对康、谭等人的密谋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逮捕的。其他几人有的是自愿送死，有的是康有为的弟弟或弟子，他们怨不怨康有为不好说，但杨锐在被莫名其妙地绑赴菜市口时心里一定把康有为等人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遍了。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被杀前昔，在狱中更是痛哭流涕，以头撞墙，其形着实可怜，可见他也不知道康有为等的密谋，在整个事件中他本是局外人，仅仅因为他是康的弟弟而枉遭连累。

闯下弥天大祸，自己逃到外国躲的远远的做海外政治运动领袖，却由别人来流血杀头，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所以说康有为应该对杨锐等人的死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虽然说杨锐是被慈禧所杀，但起因却在康有为，真要说是被康有为害死的也不为过。另外，谭嗣同向来是个敢做敢担的热血汉子，从谭的一惯为人来看，甚至可以认为谭主动赴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欠疚，因而陪本不该死的另外几君子一起死的也不一定。

从多方史料来看，康有为除了他那未递交成功的“公车上书”让他着实风光过以外，他在百日维新中实际上多是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比如光绪在定国是诏颁下后的第五天，召见过康，与他聊了一阵，之后便再没再唤康入宫了。对于光绪的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梁启超在给夏曾佑的信中写道：“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南海不能大用……仆之久不察看……日间必出都……相见不远也……”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康有为不受重用是很失望的，而他自己在当时也只被任命为一个还没芝麻绿豆大的翻译小官。

而这恐怕也是康有为急着捣鼓兵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兵谏成功，那么他便一举扭转局势，有军队做后盾，那么不日满朝将皆康党，光绪也将对他言听计从，从而成全他“圣人”、“帝师”的梦想。如果是这样，那么康有为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和理想而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压上了一场政治赌博。从康有为后来剽窃别人的学术著作、鼓吹独尊孔教并自诩“圣人教主”的造神运动、以及伪造光绪密诏这些欺世盗名的举动来看，康有为绝对是个名利权欲极重的人，而这种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和举措是完全有可能的。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乍看此诗，诸位一定觉得既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然也，此正是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义前所作的那首【狱中题壁诗】的原诗。而那另一首脍炙人口的、一百多年来被中国人反复吟颂、激励了无数人为理想而献身的“狱中题壁诗”却是被篡改过的伪作。

篡改者正是谭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启超。“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四句甚至比原诗更加豪迈激扬，更加雄浑悲壮。尽管我心里很不愿意承认，但它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梁任公百年来被许多中国人包括我本人一直视之为精神导师，也是我最崇敬的近代学者和思想家。而他篡改谭氏绝命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掩盖一个历史真相。

历史就像是个随时要被打发去接客的婊子，时常被鸨母一般的史家打扮的浓妆艳抹的，一巴掌过去能扇下厚厚的一层雪花糕来。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师徒流亡海外，办刊、演讲、作学问，编撰了大量与那段历史有关的著作，但他们至死都不承认维新党人当年策划过“围园锢后”的密谋，声称是守旧派及袁世凯等人对维新派的诬蔑。如后来康有为在《上摄政王书》中说：“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大下。其时慈官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这里，康有为指明是袁世凯捏造了维新人士谋围颐和园的情报，朝廷误信其言，方导致后来的种种变故。因为康、梁是那场运动的当事人，所以后世史家们有不少人以康、梁的说法为准。事实究竟是否如此，自然还当从其他当事人的撰述中寻踪觅迹。

袁世凯便是戊戌变法及那场扑朔迷离的密谋中的主角之一。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玩两面三刀 , 一面对维新派及光绪皇帝虚以委蛇， 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时，假意答应谭嗣同同意举兵杀荣禄 , 围攻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 另一面决定投靠守旧派，当天乘火车赶到天津 , 在荣禄面前把密谋合盘托出，一股脑将将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卖了。紧接着是慈禧临朝训政 , 囚禁光绪帝 , 捕拿维新派 , 斩杀六君子 , 致使百日维新失败。这种说法的重要凭据之一是袁世凯自己写的《戊戌日记》，其中他对自己出卖维新派之事毫不掩饰，但对他与维新派的密切关系以及是否有参与密谋一节却是欲盖弥障，含糊不清，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随着许多史料及证据浮出水面，这种说法已逐渐被推翻。近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慈禧在袁世凯告密前已经决定重新出面训政，发动政变。而袁世凯先前并无告密的念头，而是在听说了政变的消息后，以为是因为密谋败露而引起的，吓的屁滚尿流，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便跑到一度对他颇为欣赏的荣禄面前，连滚带爬地跪在地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忏悔，把维新派“锢后杀禄”的密谋竹筒倒豆子，合盘托出，求荣禄为他作主 。而慈禧在政变之后才听说了密谋一事，又惊又怒，后怕不已，这才开始对维新派进行大肆捕杀。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说明袁世凯告密并不是引发政变的原因，但他落井下石，却是导致六君子被杀的主因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史证。一个是八十年代左右在日本发现的毕永年所写的日记《诡谋直纪》。毕是谭嗣同的好友兼同乡，这本日记中载，康有为曾召之密谋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问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又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毕永年认为袁世凯为人大不可靠。康有为又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后又有人告诉毕永年：“顷梁君谓我云，先生（指康有为）之意，其奏钢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 另一个是康有为替光绪帝聘请的新政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他写的《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还说：“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

以上都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由不得康有为否认。康之所以在诸多铁证面前仍一口咬死不认，主要是因为这样一来将由他来承担变法失败的主要责任，并且这种犄角旮旯似的宫廷阴谋实在是有损他完美无缺的“圣人”光辉形象，这维新运动则也成了政变、革命而非改良了。而伪造历史，却一直是康有为的强项。首先，这位以“圣人”自诩的仁兄在百日维新期间所扮的角色，就并非如他自己在外边吹的那样风光。在许多有关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中外著述中，一般都有一个把康有为当作变法维新的中心人物的说法，认为康在百日维新期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诸如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等等。康的门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甚至将康比作王安石，将光绪皇帝比于宋神宗，戊戌变法比于熙宁新政。这个流行了一百多年的说法，实则大谬，不过是在戊戌变法后由康及其门徒吹嘘出的一个神话而已。

此外还有康与中国报业先驱汪康年之争。《时务报》在1896年时于上海创刊，总编为汪康年，梁启超一度是该报的主笔。《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对戊戌变法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风行全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但是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却通过权力手段，奏请让光绪下旨，把《时务报》收为官办，让他控制，欲把一份影响力巨大的、观点独立的民报变成官报，变成政府的喉舌。但汪康年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耍了个花招，暗渡陈仓，又办了一份《昌言报》，把《时务报》的空壳丢给康有为。康被耍后气急败坏，居然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治汪一个“抗旨不交之罪”。光绪听说这事后，命黄遵宪顺路去调查此事，结果“毋意彼此各执意见”，闹个不了了之。此事闹的过于荒唐，以至于被时人讥笑康“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
对于汪康年的不买账，康有为一直记得很牢，后来逮着机会便诬蔑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时有意排挤他的弟子，后期不发表他弟子的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着实把汪的名声败坏了很久。对于康有为的这种做派，他的弟弟、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对他的评介是：“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便是形容他眼高手低，为人处事带着太多的霸气，人缘不好。

维新派相对于后党守旧派而言，本来势力就显孱弱，内部却又一直有左、中、右三派之分。康有为这种我行我素、处处喜以自己为中心的举动，不仅在维新派内部造成了很多矛盾，使本来就势弱的维新派成了个窝里斗的乌合之众。因后来康有为及其弟子的造神运动颇为成功，蒙住了不老少的人，以至于后人评论戊戌变法时真都把康当作了这出戏的唱大梁的当红小生。

实际上百日维新时期唱主角的是主张“变法缓行”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杨锐是维新派中的右翼，在甲午战争之前，也只是个普通的封建知识分子，入仕时得张之洞多方提拔，一度出任张之洞的幕僚。而张之洞在维新变法期间是属于后党一系的守旧派，曾作《劝学篇》，在理论上打击变法运动，对维新派人士也是多番压制。杨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与张之洞关系甚密，并且在维新派内部常与康派的人唱对台戏，以至于后来他在变法维新中的作用几被抹煞。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说谭嗣同的《狱中诗》是梁启超伪造的。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他声称找到了证据——一本小说《绣像康梁演义》，这本书出版于1908年，距谭嗣同牺牲十年整。

《绣像康梁演义》：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

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

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唐烜所录与梁启超诗话所记，个别字虽有异同，但事实已大白！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确系谭诗原文，历史不容篡改。

黄彰健在《留庵日钞》发现的第二年，即1995年，他发表了《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先生商榷》一文，：“由唐烜《留庵日钞》所记，可以证明‘去留肝胆两昆仑’确系谭诗原文，未经梁启超改易，可以修正拙说。”

康有为的神话

傅国涌

虽然这只是一本历史报告文学，并不是什么严格的史学著作，但它的出现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打碎了已跨越百年的康有为神话。虽然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否定伟大的戊戌变法和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但是历史无疑揭开了一层新的面纱，一百多年来笼罩在康有为身上的神圣光环破灭了。从《温故戊戌年》开始，我们将重新认识康有为，重新走向十九世纪末那个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年代。一句话，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本书的结论，我们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关于康有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无数人写过无数的文章与书籍。这本不足三十万字的历史报告文学只是因为作者读了台湾戊戌变法史专家黄彰健早在一九七○ 年写的史学专著，才毅然改写成这个样子的。这以前，他笔下的康有为依然是“圣人”一般无暇（至少在戊戌年以前是这样），和百年来多少写戊戌年的作品没什么两样，是那本发黄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改变了这一切。

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是黄彰健的书出版了近三十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也许是证据不足，也许由于其他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多么不愿意看到一个神话破灭，一个惯于造神的民族总是在不断地造神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过去的神话（这个神话和史前时代的神话无关）。康有为作为清朝末年改革维新的象征人物，早已成为一个神圣的符号。恐怕也只有这一因素才能解释几十年来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们的沉默，尽管多少年来一直都不乏对康有为的种种批评。

我们可以说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温故戊戌年》一书的结论，但很显然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推翻本书所提出的一系列与历史教科书完全两样的事实：

神话之一：儒学大师、大学问家的神话。康有为用以托古改制、推动戊戌变法的两本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原来剽窃自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对此，当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本人虽然极力回避或否认，这一点梁启超提供的证词也许最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他的本意也许是赞美老师勇于创新，却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实。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廖平其人和康、廖之争，应该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张之洞的幕僚，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之前就和他相识，康曾得到过他一八八六年完成的《辟刘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读过《知圣篇》的手稿，因为“始终尊敬先生但观点与康又不尽一致的梁启超承认廖的指责有根据；中日学者对此形成了一致的判断：康的《新学伪经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于1891年）被人们有意识地抬高了，它的许多资料取自于廖平的《辟刘篇》。康的《孔子改制考》（出版于1897年）剽窃了廖平的《知圣篇》的论点和形式”（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郑大华等译，P276）。当然，这位美国学者同时认为：“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袭者，但正是他临危不惧地改变了历史。”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抄袭、剽窃了同时代另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人，无论怎么解释披在他身上的那件学术大师的神圣外衣还是被剥落了，神话终究是神话。

神话之二：感动了一个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公车上书”原来并没有上书。一**五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正在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包括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等）涌动着一股爱国的激情。康有为连夜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张。全文慷慨激昂，一气呵成，浸透着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精髓，即使一个世纪后读来，我们仍然会被康有为那满腔热血、他对祖国的爱所深深打动。然而，《温故戊戌年》告诉我们，这封激动人心的万言书并没有像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的，由他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上书，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其实并没有真的上书，史料的依据有康有为最忠心耿耿的弟子之一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加过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他的老师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事实是这样的：万言书确有其事，康有为召集各省举人齐集松筠庵也有其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第二天又传出了康有为中进士的消息，“公车上书” 也就半途而废了。所以，所谓一**五年五月二日，康有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这个数字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过一首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联名上书都察院被拒，只是一个神话，是康有为们虚构出来的。

康有为虽然没有领导什么“公车上书”，但历史记下了那一天多达十五起的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一样的充满了爱国热情。

神话之三：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原来是他自己精心编造的。百日维新第九十五天，风雨飘摇，光绪帝无计可施，变法已到了最后的关头，所以他才会给他所信任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这样的一封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康有为伪造的密诏则说：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从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伪造的密诏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把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伪造成给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和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历史也留下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康有为看到过的只是杨锐抄写给他的副本。

神话之四：一百年来激励过、鼓舞过整个中华民族，让一代又一代人激动不已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原来被梁启超篡改过。

先烈用鲜血写成的这首绝命诗根据史家黄彰健考证原来是这样写的：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

神话之五：流尽了自己全部热血的谭嗣同没有留下其他证词，但他的湖南同乡好友毕永年留下的至关重要的一本日记《诡谋直记》结束了康有为没有“以兵围颐和园”的神话。

变法第九十二天（1898年9月12日），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已进入倒计时，毕永年来到北京，成为戊戌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亲身经历了康有为欲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行军事政变的密谋，这一密谋中就包括了由毕永年带一百人进颐和园杀慈禧太后。虽然梁启超当面恭维毕永年“沉毅”，是当世两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毕还是没有答应。政变发生的当天一早，他匆忙离开了北京（后削发为僧）。

这本日记历经岁月的封存，终于在八十五年后被历史学家汤志钧从日本挖掘出来，尘封的历史开口说话了。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兵变，他不知道毕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诡谋直记》。

神话之六：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排挤康有为弟子，后期不发表康弟子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的神话在事实面前也经不起一击。

一**六年八月九日，著名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总理为汪康年，梁启超一度还是该报的主笔。汪是康、梁变法的亲密同志，《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多年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 “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一创刊便风行全国的报纸，发行量达到一万七千份，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可是，百日维新第四十六天光绪帝下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原来是康有为试图通过权力，把创办多年、影响巨大的民报变成官报，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最终达到自己把持的目的。当汪康年釜底抽薪，改办《昌言报》，给康有为留下一个“时务报”的空名时，怒气冲冲的康致电两江总督，试图再次动用权势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权力来夺取一家民办报纸，即使在当年也不得人心。后世的人们因为把康、梁看作戊戌变法至高无上的代表人物，往往会忽略这些历史的细节，其实只要查阅当年的《时务报》，我们就能看清那真实的一幕。

本书揭穿的康有为神话还远不止这些，就足已让我们触目惊心。我当然并不认为这些都已是历史定论，但我完全相信我们在历史教科书和大量历史书中所认识的那个康有为是被人为地拔高了的，是被他自己、被他的弟子、被所有造神的人拔高了的康有为，而不是历史中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康有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什么仅仅百年前的历史就会如此模糊？为什么历史学家会从尘封的史料中发现如此石破天惊般的事实？我们不禁要追问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欺骗一个民族百年之久？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我们习惯了造神，一旦有人风云际会，浮出水面，就把所有神圣的光环往他头上套。仿佛从来就是英雄创造历史，明星创造历史，广大普通参与者、更不用说芸芸众生都只是权力的垫脚石。多少年来，我们的造神运动又何曾中断过？

太平天国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洪秀全造神的历史，我们从以往的历史书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了的洪秀全。同样，戊戌变法也造就了康有为的神话，因此一百多年来，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总是笼罩在康有为自己和后世的人们所精心编织的神话之中。如果还历史本来面目，在十九世纪末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绝不是个别“领袖”与“英雄”，还有大量的普通知识分子、青年学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想准备参与“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一**五年五月二日就有十五起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办报的汪康年影响也很大。

当然，康有为倡导变法，顺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大势所趋；他写的上清帝书，也确实慷慨动人，文采飞扬，颇有见地，其救国热情跃然纸上。正是因为康有为通过讲学培养了一批追随他倡导变法维新的骨干，通过著书立说，传播他的维新思想，通过不断的上书、组织学会、办报、演说使他成为名动一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他功不可没，康有为之名也因此永远载入了史册。

但不能因此就不顾事实，把康有为的作用人为地夸大。我始终坚信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了历史，那恐怕只在电影、戏剧当中。即使在一**八年的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变法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把康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千部，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官员人手一册。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康本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梁启超只是办译书局事务，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中也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重要的“军机四卿”中没有一个是康门弟子，他们后来无一幸免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当康有为流亡海外，享受着世界各地华侨捐给保皇事业的巨款时，又何曾想过这些为变法流血的志士？康有为在意的是他的领袖地位，在意的是满清皇室对他的知遇之恩，在意的是他的高水准的生活。即使到了民国时代，他在垂暮之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建造别墅，一看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毫不羞耻地纳为小妾，一边写《大同书》说什么众生平等，一边却是三妻四妾。

《温故戊戌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他早年的书法名著《广艺舟双楫》肉麻地吹捧大权贵翁同龢父子的书法成就以取悦翁）。他当然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惟一的主角；他掩盖了一切对他不利的事实，试图把戊戌变法变成他一个人的独角戏。《温故戊戌年》仅仅把康有为的神话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某些历史的真相。走出康有为的神话，走出所有大大小小历史的神话，只有从神话中走出来，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个总是生活在神话中而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