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是怎么划分古近代的？

在中国历史上,古代与近代的划分,是以鸦片战争为界的,由此可见这次战争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用李鸿章的话来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所面临的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所面临的是全新的对手,古老的军事通信手段已经无法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军事通信,已经发展到了传统军事通信的最高峰。何德刚在《客座偶谈》中说:“咸同之际,军务紧急,朝廷日盼军报,遇有胜仗,即用红旗报捷,飞折八百里驿递。所谓八百里者,真八百里也。驿站每遇军务时,每站必秣马以待,一闻铃声,即背鞍上马接递。其忙急至于如此。”但邮驿的信息传播速度,至此已经再无发展余地。而邮驿传播往往是从边疆到京师的长距离传播,少则上千里,多则几千里,往返所需要的时间,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甚至几十天。前方的军情变化是非常迅速的,而战争的一切决策都需要皇帝的圣裁,等到信息从京师反馈回来,形势早已面目全非。通信手段与通信距离之间的矛盾,在鸦片战争期间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鸦片战争是在南方的广东、福建和浙江、江苏发生的。当时广州到北京,若以普通速度,驿递需要约30到35天,若以“四百里加急”,需要20多天,若以“五百里加急”,需时约16到19天。极少使用的“八百里加急”,也要10天左右。因而中枢所得到的情况报告,往往是过时了的,根据这些过时了的信息所作的决策,再以同样的速度返回前线,便显得更加过时,甚至让人感到啼笑皆非,无所适从,造成了指挥上极大的混乱。

鸦片战争于1940年6月正式爆发。第一阶段的经过是这样的:英军按照事先预定的计划,以少量舰只封锁珠江口,大部分北上进犯,7月2日,英军进入厦门海面,7月3日,试图逼近厦门岛的英舰遭到厦门守军的还击,双方发生炮战后英舰退出。7月5日,英军攻下了定海。然而这样的战争过程,反映到道光皇帝那里,却是这样的。

1840年7月17日,也就是定海失陷的第12天,道光皇帝却收到了两广总督林则徐于6月中旬发出的奏折,林则徐在奏折中说,清军火烧了英国鸦片贩子的趸船和接济英船的办艇。道光皇帝得到消息后自然十分高兴,在林则徐的折子上批了“所办可嘉之至”六个大字。此时的道光皇帝,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英军已经打下了大清帝国的城池,并正在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三天后,也就是7月20日,道光皇帝收到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于7月8日发出的奏折,称“英夷”三四千人已经在定海登陆(此时定海已经失陷15天)。道光皇帝不禁勃然大怒,因为前一段时间广东、福建的奏折,讲得都是如何与英国鸦片船交战并大获全胜,道光皇帝自然就认为侵入定海的这部分“英夷”,不过就是在广东和福建被赶出来的鸦片贩子而已。

“区区小丑”根本就不值得放在眼里。所以对于浙江文武官员所表现出来的“张皇失措”,他感到十分不满,在对浙江的官员进行训饬之后,他调派了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人浙,协助攻剿这股“小丑”。

7月24日,道光皇帝再次收到乌尔恭额于7月11日从浙江发出的奏折,报告说定海已经失守,英军进逼镇海(此时定海已经失守19天)。可怜的道光皇帝总算知道定海的战情,并终于意识到进攻定海的并不是贩卖鸦片的“区区小丑”,而是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军队。但道光皇帝还是信心十足。他下令闽浙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各派水师数千名援浙。在道光皇帝看来,以福建、江苏、浙江三省的兵力合在一处对付定海的英军,自然是胜算在握的。

8月1日,道光皇帝收到了林则徐于6月24日从广东发出的奏折。这道走了一个多月的奏折告诉道光皇帝,英国人又派来了9艘军舰、3艘轮船。8月3日,道光皇帝又收到林则徐于7月3日发出的奏折,林则徐告诉道光皇帝,英国人又派来了军舰10艘,轮船2艘,而且英国人有可能北上舟山、上海、天津。这显然是两份迟到的折子,本应该在定海之战就应该送到道光皇帝面前的。而现在定海之战早已经打完了。

也是在8月3日这一天,道光皇帝收到闽浙总督邓廷桢于7月16日发出的奏折,知道厦门开战获胜。道光帝十分兴奋,朱批“所办好”。

有意思的是,8月6日,道光皇帝又收到了邓廷桢的一份奏折。奏折是7月9日发出的,说厦门已经开战,自己马上到泉州指挥。原来邓廷桢的7月16日的奏折是“红旗报捷”,而7月9日的奏折是以普通速度发送,所以出现了道光帝先知道战争结果、后知道战争发生的怪事。

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由于驿传速度的缓慢,道光皇帝依次所得到的信息,全是已经过时了的情况,加上各地离京师距离的不同,道光帝得到的信息,在顺序也是十分混乱的:英军先到了广东(6月中旬),然后北上攻打了厦门(7月3日),尔后攻陷了定海(7月5日)。然而道光帝得到报告的顺序却是:定海失守(乌尔恭纳的奏折)、英军北上(林则徐的报告)、厦门开战(邓廷桢的奏折)。因而尽管林则徐在6月下旬和7月初即发出了英军大规模北上的警告,然而由于落后的通信手段,这一警告对于道光皇帝的决策和清军的定海防御根本没有起到作用。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中国传统军事通信手段,已经无法再适应新的战争形态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