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代表作家

拉丁美洲的16世纪到19世纪是殖民时期，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学无可避免的受到宗主国西班牙、葡萄牙文学的深刻影响。三百年间宗主国各种文学潮流兴盛衰败，无一不在拉丁美洲引起深刻反响。西班牙文学发展的状况直接促进或者抑制殖民文学发展过程、文学思潮的产生、发展、作家创作的追求，使得拉丁美洲文学深深带着宗主国的文学特点，从巴罗克主义到贡戈拉的夸饰主义，到18世纪中叶的新古典主义，无不受到西班牙文学的深刻影响。然而因为宗主国对殖民地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思想控制，三个多世纪，因为宗教裁判所害怕小说这种世俗性的文学作品可能会对殖民地人民造成的煽动性、破坏性后果，西班牙禁止把小说运往殖民地，并有意识地在拉丁美洲地区推行愚民政策，再加上拉美地区地广人稀，出版业极端落后，导致了拉丁美洲三百年小说空白的怪现象。
另外，在19世纪，随着追求民族独立的战争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大陆，欧洲新的美学思想也传入了拉美。 譬如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开始传播到拉美，并激励着拉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自由与独立” 、“科学与进步”是当时激动人心的两个口号。拉美先进知识分子向往建立“理性王国”。独立运动和启蒙主义思潮推动着拉美民族文学的诞生。 在墨西哥的圣地亚哥城，爆发了是继续坚持过去的西班牙式的古典主义美学观，还是接受法国浪漫主义新的美学思想的争论，最终他们在法国式的浪漫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十九世纪末，自然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几乎同于进入拉美。其时拉丁美洲的许多作家刚刚摆脱了感伤主义，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采取了兼收并蓄，不加区分的态度。许多拉美作家的作品里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拉丁美洲自然一现实主义小说的产生使得拉丁美洲文坛小说和诗歌最终分道扬镰。诗歌日益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而小说则更加面对现实、注重实际功能和社会效益。小说家们开始关注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全面展示拉美社会的现实百态。从此奠定了拉丁美洲小说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一直延续到文学“爆炸”时期。而当时被不断发掘的多样化创作题材在文学“爆炸”时期同样被广泛使用。
地域主义小说是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第一个高潮。此时拉美文学己经开始走上了发展民族文学的道路。从割断民族传统到回归民族传统、从全盘欧化到甩掉欧洲模式从依附他人到以自我为主，开始走一条独立的民族化新路。因为地域主义小说其本质是现实主义文学，它不是为了寻求新的艺术之花，在艺术上标新立异，而是面对现实，以社会问题为中心来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而地域主义文学除了表现拉美独特风光之外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发展提炼了印第安神话，对大自然和人物神话化的描写为后来魔幻现实主义的发展打下了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欧洲超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不同的基本特点就在于魔幻手法和地方迷信意识、传说、神话的结合。地域主义最早对大自然和人物神话式的描写，把真实和迷信、神话传说的融合，最终发展出了拉丁美洲小说魔幻现实主义虚幻、离奇、引人入胜的同时又能逼真地反映现实的高度成就。拉丁美洲地域主义文学的独特的地方色彩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但是在艺术上并没有达到让世界惊服的高度。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拉美地域主义文学的兴起无疑是一大进步，地域主义文学立足本土，旨在创新，大胆抛弃欧洲模式，努力表现拉美的独特风貌，因此很快便引起了世界各界的重视。人们为原始大自然的巨大威力所折服面对拉美瞬息万变的草原、森林、河流、山脉心驰神往。不过，拉美的地域主义文学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他们从狭义方面理解民族化道路，将民族化与吸取外来文化精髓对立起来，他们倡导走民族化道路，便排斥外来文化，甩掉欧洲模式，与欧洲文学一刀两断，这样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关门主义的做法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文学的发展。
到了40年代初，出现了一部划时代的小说《莫雷尔的发明》，这是一部将现实和幻想交杂的小说，博尔赫斯发现了他的价值并为之作序，称赞小说巧妙地熔情节小说、心理小说、幻想小说和方兴未艾的科幻小说于一炉。第二年，阿根廷作家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一部开始的小说》、埃德华多.马耶阿的《一切绿色终将枯萎》和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以及乌拉圭作家奥内蒂的《无主的土地》等作品，以巧妙的手法，奇特的想象、崭新的手法或独特的心理描写，打破了拉丁美洲地域主义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此后拉丁美洲小说开始了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拉丁美洲走向世界的第一个独创性流派魔幻现实主义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并在50年代取代土著小说，通过印第安人或黑人或混血农民集体无意识来表现拉丁美洲社会的落后与神奇。在幻想小说方面，博尔赫斯相继发表了《杜撰集》、《阿莱夫》和《死亡与罗盘》等短篇小说集、一步步走向他幻想小说的终级目标：玄虚。同时，比奥伊·卡萨雷斯出版了《逃亡计划》、《英雄之梦》、《奇闻》等中、长篇小说。此外，另一位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前期作品《动物寓言》、和《游戏的结局》、以及墨西哥作家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的短篇小说集《嗯想种种》和《寓言集》都是颇有特色脍炙人口的幻想小说。
另外，拉美文学爆炸的形成和土著印第安居民传统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闭塞落后的生活环境有一定关系。拉丁美洲国家历史上有相同的遭遇，文化传统方面又有共同的特点。在他们那里，古老的印第安文化根深蒂固，许多世纪前的神话传说、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一直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比如关于死亡的看法，他们认为生活与死没有绝对界限，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生命可以在残废中延伸，亡灵也有情感，也有听、说、忆、思的能力。 譬如阿兹特克人相信灵魂永生，相信太阳神等各种自然神灵。印第安人也笃信万物有灵，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如阿斯图里亚斯在《玉米人》中描写的大自然的各种因素，如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河流山川都具有各自的生命和特点，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决不仅仅起着衬托环境的作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拉美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根基。 然而，拉丁美洲的近代史上却充满了暴力，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欧洲人就对拉丁美洲进行武力征服，在大约一个世纪时间里，原有的土著印第安人大量被消灭，有些地区，比如加勒比海一些岛屿上，几十万印第安人一个也没有剩下，不得不从非洲运来黑奴填补他们的空缺。征服留下一个复杂的社会。
由于殖民主义及其他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和文化混杂性。哥伦比亚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遭受过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从十六世纪开始，拉丁美洲就生活在殖民主义的铁爪下。他们不但受到了殖民主义者的经济掠夺，同时还受到强者的文化渗透，殖民主义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化传统也进行破坏和歧视。西方文化和土著印第安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结果之一是各种族、各民族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隔阂。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外来人的涌入和白人与土著印第安人、白人与黑人等多血缘混血儿的产生，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文化差异在逐步缩小，出现了多民族文化的混杂和相互融合。但是，不管多种族、多民族文化怎样混杂和融合，拉丁美洲民族的文化传统也不会被西方文化同化，因为这种文化的融合就象拉丁美洲的混血儿一样，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统治，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进行侵犯和拈污的产物。被压迫者的文化决不会因受到践踏和歧视而就此消亡，相反，拉丁美洲民族的那些神话传说、宗教观念和风俗习惯在入侵者的文化渗透下更加顽强地影响并主宰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拉丁美洲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以来，面对帝国主义的控制、勒索和侵略行径，拉丁美洲各国虽然政体有别，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一样，但他们有共同的遭遇和命运，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还有西班牙语文学艺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美洲主义思想，这一切凝聚成了一股团结对外的力量。拉丁美洲人民越来越不甘忍受被人摆布的命运，他们要求独立自主的意识逐步增强。
但即使是后来的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也不是一次人民的革命，而是一次军队的“解放”。由于社会根深蒂固的分裂，人民革命很难发动起来，于是只好靠军队来“解放”人民。具体的过程是：圣马丁率领一支军队从阿根廷进人智利，再从智利挺进秘鲁；西蒙·玻利瓦尔领导另一支军队先解放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然后打进秘鲁，最终铲除西班牙残余势力。人民的被动状态使“人民主权”不可能出现，于是军队这种最显而易见的暴力权威取代西班牙国王的权威，成为最高的政治权力。关于这一点，“解放者”玻利瓦尔早就有所预料，早在1815年，独立战争刚刚开始时，他就从国外对他的祖国说：“我们的同胞不具备我们北美兄弟所著称的那种能力与政治品德，完全的民众制度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而只会把我们推向倒台。”他因此主张在南美建立总统终身制（也就是独裁），以避免“解放”后的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然而现实比波利瓦尔估计的要糟得多。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中，军队成为权力的中心。军队打仗，解放国土，组建地方政府，指派自己的军官担任各地长官，征收军税，征募士兵，从军事到民政的一切事务都由军队做决定，军队就是政府，军令就是法令，独立的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置于军人掌管之下，军官的意志统治国家。然而遗憾的是，军内也未能形成真正的权威，社会的分裂太深刻了，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建立超出于狭隘的地域利益之上的权威。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军官互斗，军人们没有政治理想，他们很快就以争夺权力为能事，毫无政治原则。美国学者坦南鲍姆说：拉丁美洲独立“不是一个有中央指导机构的有组织的运动，它没有大陆会议，没有单一的公认领袖如华盛顿，它没有可以向运动提供经费或召募军队的代理机关，大陆的每一个部分都各自为战，没有中央指导，没有受承认的中央领导层，也没有大家都接受的政治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是一个超前的运动，人民并没有做好独立的心理准备，只是由于拿破仑人侵西班牙及扣押西班牙国王才触发了拉美人的反感：他们不愿接受拿破仑的统治，拉丁美洲才宣布打算“独立”。但西班牙的权威一旦解除，权力的真空状态就立即出现。西班牙国王本来是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唯一公认的权威，一旦这个权威丧失，一切权威也就全都没有了。于是军队递补进来，“解放”了拉丁美洲，而它也立刻就变成动荡的根源。权威的丧失在军队中表现为将领之间互相不买帐，即使是独立运动的领袖也控制不了内证四起的局面。对此，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其实是意识到了，“秘鲁护国公”圣马丁留给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个忠告是：“ 一位幸运的军人……执政，对重新建立的国家是可怕的。”，“解放者”玻利瓦尔在为他的国家奋战了20年之后失望地说：拉丁美洲是“难以统治的”，“一千次动乱就必定会引起一千次篡权”。他预言：“将有许多暴君从我的坟墓上崛起……把内战打得血流成河”。不幸的是这个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由于权威丧失，拉丁美洲从争取独立之时起就把军队推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上，导致拉丁美洲在后来的发展中步履踌姗，困难重重，独立近20年还在“第三世界”范围内掷踢徘徊。军队的作用大大妨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拉丁美洲现代化的重大失误。 而后来的这种动荡在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中处处都有体现，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一成不变的社会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浪漫主义文学，主要口号是反对独栽统治，争取民族平等和社会文明。
第三个原因是拉丁美洲现代化发展历程的无比坎坷。虽然拉丁美洲在名义上独立了，摆脱殖民统治的拉丁美洲未能获得真正的和平，欧洲列强一系列的政治措施依然压迫着拉美。在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中，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之间相当于原来殖民地时期的总督区、都督区大小十多个各自为政的共和国。各个国家人民的国家意识渐渐增强，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国家之间的冲突大多数是由于资源的争夺、无人区的主权问题、边界问题和难以妥协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国对其领国实行的霸权主义。即使国家之间有过不少谈判，但是有的战争依旧无法避免。再加上美国独立后对拉丁美洲军事和政治思想上的入侵，更是令的拉丁美洲动荡，无法形成统一、稳定的局面。 譬如后来《百年孤独》中描写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冲突，令人印象深刻联合果品公司的压榨，以及20年代的香蕉园大屠杀。这些事件并不是马尔克斯凭空捏造的，而是有根可循的历史事件。这些都与列强对拉丁美洲进行长期压迫脱不开干系。
在拉丁美洲近代历史当中固然少不了美国的介入，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胜利的美国开始大范围介入拉丁美洲事务，一手持美元投资和自由贸易，一手持战争大棒，在拉美迅速扩张。一战后，美国一跃而为美洲最有势力的国家。1899年，美国瓦卡罗兄弟公司把第一批香蕉从洪都拉斯运往美国新奥尔良，臭名昭著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就在这一年成立。作为一家美国跨国垄断公司、“帝国主义”的样板，它曾在拉美历史上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拉美，不少国家被称为“香蕉共和国”，这是对经济体系单一、政府不稳定、存在广泛贪污和强大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家的一种贬称。联合果品公司暗中操控一些国家长达半个多世纪。它在拉美国家的每一个庄园，不仅在经济上自成体系，而且自订法律，自设军营，甚至可以任意逮捕和枪杀工人，成为当地的“国中之国”。
随着一战的到来，欧洲放松了对拉美的控制，但美国却借机加强了对拉美的压榨。但是欧洲国家对拉美资源的需求依旧促进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拉丁美洲各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开始出现，共产主义政党纷纷成立。同时拉丁美洲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运动，并开始出现军人干政的现象，二十世纪中期，拉美国家大多数国家都发生了军事政变，在残酷的政变下从“民众主义”向“官僚权威主义”转变。这些军政府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在统治期间犯下了许多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罪行，高级军官中腐败现象普遍，在经济上不能实行有效措施，面对债务危机无所作为，加上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拉丁美洲社会矛盾更加趋于尖锐化。 迫于国内形势，一些军人政府不得不交出政权，“还政于民”，20世纪后期，左翼政治在拉丁美洲迅速崛起，左派政党开始上台执政，对当前拉美的政策实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因此，在1960及1970年代，整个拉丁美洲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冷战强烈影响了拉美的政治和外交环境。这种政治气候成为了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背景，这使得激进思潮有时难免产生。1959年的古巴革命以及之后美国试图通过猪湾入侵进行干涉可以看成这一时代的开端。古巴在外交上完全倒向苏联，结果引发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其时美国与苏联正滑向核战争的边缘。整个1960至1970年代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鲁和许多其他国家都由军事独裁政权统治。比如1973年9月10日，智利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末。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因对人权的践踏和打击政敌的手段而声名狼藉”，而在阿根廷1970年代发生了肮脏战争，因其对人权的违背和大批阿根廷公民的莫名失踪而恶名昭彰。这些政府中的许多（它们为美国所支持）互相协作以打击和剪除政治反对者以及在“所谓的秃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中“消灭他们的肉体”。
在1950到1975年间拉美发生了剧变，文学创作日益贴近社会历史现实。美洲的西班牙语小说家自我定位亦随之变化。城市的发展、中产阶级之崛起、古巴革命、进步联盟、拉美国家间交流的增加、大众传媒日益强大的影响、欧洲及美国的越来越重视，所有这些促成了这场剧变。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1959年的古巴革命和1973年的智利政变。阿根廷庇隆将军的倒台、城市游击队持续不断的暴力斗争，发生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残暴镇压、哥伦比亚无休止的暴力冲突也影响了作家们，所以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对浑浊世道的猛烈抨击和控诉。因此，马尔克斯在他后来的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中很好地总结了拉美社会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我斗胆认为，是拉丁美洲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其文学的表现形式，引起了瑞典文学院的极大关注。现实并非纸上之物，它就在我们身边，每天左右无数生死，同时也滋养着永不枯竭、充满了美好与不幸的创作源泉。”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以后，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起来。独立与解放之声响彻在新大陆上空。这使得不仅美国，就连欧洲，甚至世界共他国家，都对拉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关注起来。由于拉美各国的进步政党和有志之士都纷纷企图效法古巴的榜样，从而推动了“拉一丁美洲意识”的觉醒。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就是讴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抨击社会的不公正，抗议军事独裁统治。总之，他们要把这个风雷激荡的时代的真实面貌忠实地生动地描绘出来，使人们威到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认识到或预咸到这种社会非变革不可。1982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就十分有代表性，他说：“这非同寻常的现实不是纸上的东西，它与我们终日同在、且给我们造成大量死亡，同时，这一现实也就成为我们永不枯竭、充满美丑与善恶的创作源泉。”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更为明确地说：“必须告诫那些排挤、压追文学家的社会：文学是一团火。文学意味着不妥协，意味着反抗。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就是因为他要抗议压迫，揭露矛盾，批判黑暗。”一作家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不满现状的人。心满意足的人是不可能写作的;苟且偷安的人只能写些胡言乱语。文学天才是在那些不满现实、意识到周围充满了流弊、匾乏和没落的人们中间产生的。文学永远是反抗压迫的武器，它决不接受加在身上的强力外衣；任何使它那柴瞥不驯的性格就范的企图都必然失败。文学可能被窒息而死，但它决不会妥协。”
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对促进拉丁美洲意识的觉醒起了决定性作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致知识分子的讲话》、切·瓦格拉和雷吉斯，德布雷的革命理论埋在拉美作家中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革命成功后的古巴被视为拉丁美洲的灯塔，吸引着追求光明和真理的作家。古巴的文学杂志《文学之家》组织各种活动，吸引各国作家来访。这促进了作家的交流和了解，对拉美新小说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1962年在智利康塞普西翁召开了一个“世界知识分子代表大会，有许多著名的作家参加了。在大会上，大家一致支持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事业，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一个学术性的会议开成了政治性大会。大会上大家倡议拉丁美洲作家团结起来，互相交流，克服以前那种孤立无援的局面。果然，从此以后，各国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更加努力推动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正是他们共同培植了拉丁美洲新小说。因此有人把康塞普西翁大会召开的那一年，1962年，被看成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开始的那一年，把大会看作“文学爆炸“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