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是个什么样的人?

　　哈姆雷特性格分析

　　对哈姆雷特来说，爱情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以至于有人怀疑他对奥菲利亚的爱，这对他显然有失公允。我们不认为在莎士比亚的创作动机中哈姆雷特是一个具有延宕性格的人。他从不延宕（杀波尔纽斯，杀两个朋友，在奥菲利亚的葬礼上一跃而出）。我认为也许把造成这一结果归为两点恐怕更合情理。
　　一，对母亲的爱。所以说，弗洛伊德的解释是有其价值所在的。剧中哈姆雷特往往将奥和葛并举，可以看出母亲失贞一事给他的心理造成多么巨大的阴影。这倒并不是说他的叔父做了他潜意识渴求的事，以至于心慈手软，被自己唬住，而在于母亲改嫁这件事令他无法再相信女人。这种透彻的了悟又是和爱女人的欲望纠缠在一起，以致痛苦万分，手足无措。
　　二，正如有的沙评家称哈姆雷特性格的形成一大部分原因在于莎士比亚无法对如此巨大的题材加以把握。这里有几条证据，如哈姆雷特的对于演戏的大段评说，诸多地方是为了表现剧作者的聪明才智和对社会的褒贬（这在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是无法想象的），再如，同时要表现母子关系，爱情关系，又要表现复仇，势必拖延了后者。再回到开头的判断，我们看哈姆雷特死前的场景，他说的是有关丹麦继承权的问题。设想一下，如果整出戏发生在罗密欧身上，那么他临死时，不是抱着母亲就是呼唤着奥菲利亚的名字。所以说，把这部戏理解成社会批判据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毕竟，也许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哈姆雷特的身份是王子，而非公子，而王子是将继承王位的。

　　哈姆雷特：现代化进程的祭品
　　《哈姆雷特》在莎剧中所引发的争论恐怕是最多的。对莎士比亚用语言织体编织而成的哈姆雷特形象的评论，已经远远地超出文学评论的领域，拓展到社会学、心理学、人格学等各个层面。哈姆雷特延宕之谜还能再解吗？对此问题的回答不能求助于某一理论言述，而是必须先把握哈姆雷特延宕的原初现象。哈姆雷特悲剧的意义显然超出了文艺复兴一个世纪，他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牺牲品。

　　一、
　　有学者指出，如果在第一幕哈姆雷特王子就干掉了克劳狄斯的话，《哈姆雷特》一剧也就该闭幕了。也就是说，哈姆雷特的延宕在剧中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或不是哈姆雷特可以选择的。哈姆雷特的延宕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那么，哈姆雷特的延宕与他的悲剧的关系实质是什么呢？

　　在剧中，“延宕”既造成了哈姆雷特在克劳狄斯祷告时错失为父复仇的良机，同时延宕又是《哈姆雷特》一剧不同价值冲突得以充分展开的过程。如此，延宕既是哈姆雷特悲剧性事件中的因果契机，同时又是各种价值要求实现自身的过程。舍勒提出，只有我们精神视线毫不分离地将行动、焦点既落在事物的因果性上也落在价值的内在要求上时，才会发现悲剧性。1）（P262）如果把哈姆雷特的悲剧看成是纯粹的因果事件，是无法发现其中的悲剧性的，因为，“事物的因果过程对其间出现的价值不加考虑”。这就如在与莱阿替斯的比剑中，哈姆雷特的死是中毒的必然结果，这一事件在纯粹性上是不包含价值因素的。而把哈姆雷特的悲剧视为纯粹是人文主义者与封建主义者的斗争，则已经包含了将哈姆雷特视为人文主义者这一不知是否正确的结论当作了不加置疑的理论先见来运用，它往往造成以对封建主义的道德谴责代替对悲剧性的分析。哈姆雷特悲剧的“悲剧结”在于哈姆雷特悲剧事件中的因果性与哈姆雷特所代表的价值内在要求的关联中。两者的联结点就是哈姆雷特的延宕。延宕可谓是哈姆雷特悲剧的“悲剧结”。

　　对于延宕，学界一般都视之为哈姆雷特的独特行为，而没有关注到延宕在剧中其实更为根本的是一种价值感现象。或者说，决定哈姆雷特延宕的是哈姆雷特的一种价值感。在剧中，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愿望可以说是强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在听了鬼魂的话之后，并没有直接实施复仇。而是成为一个“疯颠”的思考者。而他的“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所包含的其实是一种价值感：
　　……
　　要不是怕一死就去了没有人回来的
　　那个从未发现的国土，怕那边
　　还不知会怎样，因此意志动摇了，
　　因此便宁愿忍受目前的灾殃，
　　而不愿投奔另一些未知的苦难？
　　这样子，顾虑使我们都成了懦夫，
　　也就这样子，决断决行的本色
　　蒙上了惨白的一层思虑的病容；
　　本可以轰轰烈烈的大作大为，
　　由于这一点想不通，就出了别扭，
　　失去了行动的名分。2）（三幕一场）

　　哈姆雷特的这一思考在作品中非常突兀。现世与“那个从未发现的国土”的沟壑，“死的睡眠”等等对他是一种形而上的恐怖，这种思考远远超出了复仇本身。对哈姆雷特来说，这种生死体验较之复仇之类的行为，具有着价值上的优先性。哈姆雷特所说的“顾虑使我们成了懦夫”的“顾虑”并不是对复仇后果的顾虑，而是生命价值并未得到最终确认的顾虑。在哈姆雷特的思考中，复不复仇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他的复仇目的是明显而又坚定的。只是哈姆雷特的价值偏爱在“现世——未知”的价值联结上。就行动和价值而言，价值具有着无可争议的优先性。价值优先或价值偏爱决定了哈姆雷特在处理世俗事物的时候，首先是着眼于人、事与物的价值而非具体的人、事与物。在价值尚未确认之前，哈姆雷特是不会冒然就行动的。这一点从哈姆雷特对克劳狄斯的忏悔后的反应同样可以看出：

　　现在我正好动手，他正在祷告。
　　我现在就干，他就一命归天，
　　我也就报了仇了。这需要算一算。
　　一个恶汉杀死了我的父亲，
　　我这个独生子把这个恶汉却送上
　　天堂。（三幕三场）

　　哈姆雷特有一个“天堂”的观念吗？从剧中是无法确定的，因为死后的世界对他尚是未知的国土。他不愿意在克劳狄斯“正把灵魂洗涤清静”的时候报仇，原因就在于他的价值偏爱上。哈姆雷特没有把复仇视为纯粹的杀人事件，而是把它看作了价值事件。他所要的并非是消灭克劳狄斯的肉体，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干”（复仇）的价值要有所属。他的为父复仇的“精神情感”意向首先是在于克劳狄斯弑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罪本身。严格地说，哈姆雷特的复仇要否定的不是克劳狄斯本人，而是克劳狄斯身上体现出的罪的价值。灵魂“清静”的生命在哈姆雷特看来并非是罪的价值的载体，而正是生命价值的积极体现。他对于克劳狄斯的忏悔想到的是：“可是照我们人世的想法看来，他的孽债该很重；我现在解决他，却是趁他灵魂洗涤清静、准备成熟的时候，这能算报仇吗？不。”（三幕三场）照人世的想法，将克劳斯斯的肉体消灭就算报仇，这是世俗法的意识，它直接针对的对象是罪的载体。哈姆雷特没有把这种世俗法的原则看得高于一切，他内心怀有“最终审判”的思想，他所想的是要在克劳狄斯的肉身与罪合一时消灭他，达到勾销罪本身的目的，使克劳狄斯的灵魂“象地狱一样的漆黑，直滚进地狱”。在面对杀与不杀的问题时，强烈的价值感驱使哈姆雷特将克劳狄斯的肉身与其弑兄、乱伦的罪本身加以了剥离，而正在忏悔之中的克劳狄斯在哈姆雷特看来并没有负载着罪，他举起的复仇之剑便不得不暂时收了起来。从这一点看，哈姆雷特并非像别林斯基说的是犯了“人格分裂症”，哈姆雷特的心性气质始终是一致的，价值问题始终是他关注的首要问题。正是其心性气质中的价值优先原则，使哈姆雷特陷入了延宕之中。

　　二、
　　由上，是生命价值优先原则本身导致了哈姆雷特的悲剧吗？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这还涉及悲剧冲突的问题。舍勒说过，“一切可称为悲剧性的事物均在价值和价值关系的领域中活动。”1）（P254）“若干相当高的积极价值的载体相互抗争，其中的一个载体因而毁灭，”1）（P260）才有悲剧性可言。哈姆雷特无疑是价值的载体，但并非纯粹就是生命价值的载体，他同时还是某一正当社会秩序价值的载体。这一点从哈姆雷特所面对的两难选择即可见出。

　　哈姆雷特是《哈》剧冲突的凝结点。在他身上，凝聚了与克劳狄斯、与葛露忒德、与莪菲莉亚、与莱阿替斯及与罗森格兰兹和纪尔顿斯丹的冲突。这些冲突无疑都是因哈姆雷特要复仇而得以展露的。但是真正的冲突在本文看来却是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优先性的相互抗争，落实在哈姆雷特身上就是重整乾坤与确认生命价值的优先性的抗争。

　　人心秩序在前述已有描述，哈姆雷特面对的社会秩序是什么呢？以史鉴今，以外国题材反映英国天空下才有的事情，莎士比亚这一创作特点已得到公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哈姆雷特面对的社会秩序就是莎士比亚创作时代的英国社会秩序。这一秩序用《亨利六世》中的话来说就是：“惨不忍睹的景象，血的时代！狮子争夺窝穴，相互博斗，无辜的驯羊却在仇杀中遭殃！”这样一个悲惨的时代与文艺复兴英国的的理想秩序观念格格不入。有学者已经敏锐地指出，莎士比亚创作中存在着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秩序”观念，认为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就包含了他的“秩序观”：不论是整个宇宙还是某一个物种内部都有其特定的排序方式。3）（P84）但现实的具体的人事物却往往突破既有秩序，而造成社会秩序的失范。哈姆雷特对于这样一个时代从总体上是感到失望的。“哈姆雷特是以一种讥讽的口气讲的这段话，”3）（P85）这既是哈姆雷特对人的地位的怀疑，同时更是哈姆雷特的一种时代秩序观念的反映。总而言之，在哈姆雷特看来是：
　　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
　　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一幕五场）

　　这一句感叹包含着什么样的深意呢？一、时代脱节了。像天神一样的父王突然暴死、叔父与母亲结婚，这些都令哈姆雷特感到恶心，表明哈姆雷特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秩序并不满意。二、要重新整好。它并非是为父复仇的动机，而是为父复仇的目标。哈姆雷特想通过复仇消灭克劳狄斯体现的罪，认为这样就可使时代再颠倒过来。三、真糟。哈姆雷特并没有给自己重整乾坤一个道义上的理由，相反地却认为这是真糟的事。社会秩序的失范与人心秩序的失序在历史中往往是共生的，哈姆雷特在生命价值还没得到确认之前，即在人心秩序还没安顿好之前，就被迫要去重整社会秩序。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糟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屠格涅夫说的哈姆雷特“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他的灵魂可以依附的东西”4）（P465）倒有一定的道理。在时代脱节的情况下，哈姆雷特无法找到自己人心秩序安顿的地方，而这于他却是最紧要的。

　　重整乾坤的任务与“真糟”的感觉已经见出了哈姆雷特内心冲突的端倪。可以说，在社会秩序失范、人心秩序未曾安顿时，哈姆雷特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与时代不相融的断裂感。哈姆雷特的个体心性并非是把重整乾坤当作最优先解决的问题。但是，却身不由己地要担当这一责任。与其说是哈姆雷特主动地承担了这一责任，不如说是这一任务落在了哈姆雷特的身上。

　　哈姆雷特并没有循此任务在个体心态中去论证要重整出个什么样的时代。在整个《哈》剧中，丝毫没有哈姆雷特理想的描述。哈姆雷特在个体心性气质上并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想确认生命价值何在的思想者。老国王鬼魂不由分说地要哈姆雷特承担复仇的任务，哈姆雷特在外力的突入下不由己地把重新整好时代当作了属己的责任。非自主选择的任务与哈姆雷特的个体心性气质是如此的不相符合。不属己的重新整好时代的任务落在一个沉思生命意义的哈姆雷特身上，便有了重整乾坤与生命价值的优先性的相互抗争。哈姆雷特悲剧在本质上就是这一抗争的体现。哈姆雷特是重整乾坤与生命价值双重价值的载体。哈姆雷特由延宕转入“头脑里只许有流血的念头”即是两种价值抗争的结果。

　　哈姆雷特这一转变在外因上是受了福丁布拉斯军队的刺激。福丁布拉斯在剧中虽只是个配角，与哈姆雷特相比，他表现出了哈姆雷特身上所没有的实用精神。哈姆雷特在丹麦原野看了福丁布拉斯的军队后，有一长段独白，他在最后说到：
　　我父亲被害，我母亲受污，
　　搅得我头脑冒火，血液沸腾，
　　我却让一切都睡觉，我哪儿有面目
　　看这么两万人却不惜一死，就要去
　　为了一点点幻梦、一点点虚名，
　　进坟墓只当上床铺，就要去争夺
　　一块小地方，哪怕它小到容不下
　　这些人当战场，也不够当坟地来埋葬
　　阵亡的战士呢！啊，从今以后，
　　我的头脑里只许有流血的念头！（四幕四场）

　　学界分析哈姆雷特这段独白往往认为这是哈姆雷特性格的转折点，是哈姆雷特从延宕转入行动的关键。从表面看来是不错。但问题是，以哈姆雷特对生命价值的偏爱，怎么会在一受福丁布拉斯士兵的刺激就“只许有流血的念头”呢？哈姆雷特准备流血以及要让别人流血的念头像他对生死的思考一样是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吗？

　　哈姆雷特的延宕与行动之间如果没有必然的联系，哈姆雷特的性格必然是不统一的。从哈姆雷特的独白看，哈姆雷特尽管下定复仇的决心之时，也没忘记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他的内心深处还在不断地询问生命意义何在的问题。他说：
　　可是究竟是由于
　　禽兽的健忘呢，还是因为把后果
　　考虑得过分周密，想来想去，
　　只落得一分世故，三分懦怯——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天过下去
　　只管在口里嚷“这件事一定要做”，
　　而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办法
　　叫我动手啊。（四幕四场）

　　“为什么一天天过下去”这样有关生命价值的问题，在哈姆雷特此时此地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在哈姆雷特的眼里，两万士兵的出征仅仅是“为了一点幻梦、一点点虚名”，表明在其心性气质中还没有认可这样一种方式。所以，在第五幕的“墓园”一场，哈姆雷特面对“骷髅”尽管是不断地在调侃，但想到的却是“我们会重新落到多么下贱的用场啊，霍拉旭！我们一步步想象下去，不会想象到亚历山大的最高贵不过的玉体叫人家拿来当烂泥给酒桶塞塞孔眼吗？”（五幕一场）。哈姆雷特看到了生命的倏忽变易性，看到了死亡对于现世生命的剥夺，但还理解不到在倏忽变易的后面存在着什么样的恒常的价值。如果假以时日，哈姆雷特也许会沉思出生命的真正意义及给自己的复仇寻求到价值根基。但是，在一系列事件的因果性中，哈姆雷特这种喜爱对生命沉思的心性气质缺少发展与成熟的时间。“我到处碰见的事物都在谴责我，鞭策我起来复仇！”这句话流露出了哈姆雷特在选择流血时的无可奈何的心态。重整时代的任务逼迫着未曾安顿好人心秩序的哈姆雷特匆匆上了战场，而终因误杀波乐纽斯，被克劳狄斯所利用，最后落得了悲惨的结局。

　　三、
　　哈姆雷特的悲剧，从价值现象学的立场看，体现出的是生命价值优先的原则的被毁。这一优先原则的被毁有着现代学课题上的意义。在整个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莎士比亚创作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从中世纪步入现代的一个过渡。特洛尔奇（Troeltsch）在描述西方现代结构的不同类型的时候，谈到在启蒙时代，种种现代性问题才开始萌生，而“启蒙运动的基础在十七世纪以及更往前的文艺复兴。”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莎士比亚的创作置于现代化的背景下来分析。当然，莎士比亚是否带着自觉的现代意识进行创作，我们是无法断定的。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哈姆雷特》一剧无疑与现代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哈姆雷特是现代人吗？当然不是。要在哈姆雷特身上寻出现代人身影是徒劳无功的。“舍勒以为，现代的体验结构之转型是工商精神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在主体心态中，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结构性位置发生了根本转换。”就哈姆雷特来说，其身上的价值优先原则体现出来的是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而非工商精神气质，他远没有步入现代人的行列。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是现代化进程的祭品。其对世界沉思的形而上学气质受到了两个方面的计算。一是克劳狄斯的冷静“计算”；二是莱阿替斯的感性造反。

　　克劳狄斯在《哈》剧中是一位篡位娶嫂的无行之徒，但对他的道德谴责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在他的篡位娶嫂的行为中，包含着将世界作为冷静计算的对象的体验结构。克劳狄斯在剧中一直处于占尽先机的地位。他一出场就以“不忘记我们自己的本分”为由来祛除大家对于老国王死去的哀伤，并修书给挪威老国王，劝其制止小福丁布拉斯的莽撞行为。在哈姆雷特误杀波乐纽斯后，马上将之谴往英国并密令处死哈姆雷特；最后利用莱阿替斯杀死了哈姆雷特。克劳狄斯非常清醒地知道“我的罪恶是臭气熏天了”，他有过祷告，但始终占有着那些使他动了杀机的东西——王冠、野心和王后。克劳狄斯的性格明显是勇于攫取与占有的资产阶级形象，而不是九世纪的封建君王。在他身上体现出西美尔所说的现代人的生存样式：“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

　　莱阿替斯的性格与克劳狄斯则截然相反，他的行为全凭感性冲动的摆布。他在听到父亲死后马上就质问克劳狄斯：
　　他怎么死的？我不是可以捉弄的。
　　忠心，滚进地狱去！信誓，抛去送魔鬼！
　　仁义道德，直落到无底洞里去！
　　我不怕自己下地狱。我意志坚定，
　　上天也罢，入地也罢，我不管，
　　有什么尽管来什么，我只要为父亲
　　痛痛快快地报仇！（四幕五场）

　　这完全是一种全凭感性任意行事的现代行为，它拒绝忠心、信誓、仁义道德等关涉到政治、宗教或道德内容的东西的约束。莱阿替斯就象舍勒说的现代人：“不再将整个情感生命视为一种富有意义的符号语，……而是将其视为完全盲目的事件。”现代人的感性冲动恰恰对哈姆雷特的形而上学精神气质形成了一种威胁，莱阿替斯身上所具有的任意而为的气质正是哈姆雷特所缺乏的。“痛痛快快报仇”是哈姆雷特一直梦寐以求的品性。他对自己接受莱阿替斯的决斗挑战感到“十分遗憾”，在决斗之前还否认了自己得罪莱阿替斯。而莱阿替斯在感情上也接受了哈姆雷特的道歉，并在临死前与之和解。感性冲动与生命沉思在古希腊的人的理念中本是完美统一的。但在《哈》剧中，莱阿替斯的感性冲动与哈姆雷特的生命沉思在现实生活领域形成了截然的对立。感性冲动造反逻各斯——这正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哈》剧已然在现代学学者之前以文学形式反映出了现代性这一趋向。

　　哈姆雷特最终的死亡在表面上是克劳狄斯一手造成，但其实是克劳狄斯的计算与莱阿替斯的感性冲动合谋的结果。莱阿替斯接受了克劳狄斯的怂恿，但并不是中计，而是一拍即合。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亲合性。冷静计算与感性冲动无非是现代人的一体两面。哈姆雷特的悲剧原因在本质上是冷静计算与感性冲动的现代人理念的合谋。由此视角看哈姆雷特的悲剧事件，《哈》剧所隐含的现代性意义便昭然若揭。

　　依舍勒的分析，现代性关涉的是个体和群体安身立命的基础的重新设定。舍勒认为，现代性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驱、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它不仅是一种在其实际的存在中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在其判断标准中发生的转化。”按此说法，现代性问题首先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现代现象中的根本事件是：传统人的根本理念被根本动摇。“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这样地困惑不解。”克劳狄斯与莱阿替斯的生存标尺是截然不同于哈姆雷特的。克劳狄斯的冷静计算与莱阿替斯的感性冲动在现代进程中，会逐渐地占据优先地位，最终取得对哈姆雷特身上所有的形而上学精神气质的胜利。哈姆雷特所感叹的“时代整个儿脱节了”正是由克劳狄斯之流造成的。他想以传统的形而上精神气质进入现代事件，但并不成功。哈姆雷特并非现代人理念的理想，但相对于剧中其他形象，却是莎士比亚赋予正面品质的主人公。他的悲剧是否反映了莎士比亚对已逝伦理原则的淡淡哀伤，和对现代原则对传统伦理所造成的破坏的无可奈何的心态呢？答案在本文看来当然是肯定的。韦勒克与沃伦在其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曾说到：“倘若今天我们可以会见莎士比亚，他谈创作《哈姆雷特》的意图就可能使我们大失所望。我们仍然可以有理由坚持在《哈姆雷特》中不断发现新意（而不是创造新意），这些新意就很可能大大超过莎士比亚原先的创作意图。”哈姆雷特悲剧之谜永没有穷尽，相信《哈》剧还会激发出更多的思想灵感。

哈姆雷特是一个不相信他的子民，仇恨心太强，心理负担太大，郁郁不乐的一个人。
他虽然善于思索，却优柔寡断；他虽然受到人民的爱戴，却并不相信人民。他说：“时代变得越发不像样子，—个农民的脚趾竟然这么靠近一个朝臣的脚后跟，擦伤了后者的冻疮。”可见哈姆雷特的社会改革与农民所要求的变革相距甚远。尽管哈姆雷特有令人钦佩的才能，竭力想除旧布新，但他总是郁郁不乐，迟疑不决，他始终是孤立的，这就注定了他与丑恶同归于尽的悲惨命运。
1、出处
《哈姆雷特（Hamlet）》是由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创作于1599年至1602年间的一部悲剧作品。《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所有戏剧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也是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剧本，具有深刻的悲剧意义、复杂的人物性格以及丰富完美的悲剧艺术手法，代表着整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
2、内容
戏剧讲述了叔叔克劳狄斯谋害了哈姆雷特的父亲，篡取了王位，并娶了国王的遗孀乔特鲁德；哈姆雷特王子因此为父王向叔叔复仇。
3、作者
威廉·莎士比亚（英语：William Shakespeare，1564年4月23日－1616年4月23日），华人社会常尊称为莎翁，清末民初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8年2月）称莎翁为“狭斯丕尔”，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家，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
4、意义
通过对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复仇而遭毁灭的故事的描写，揭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与英国黑暗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是一曲悲壮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颂歌。

哈姆雷特是一个不相信他的子民，仇恨心太强，心理负担太大，郁郁不乐的一个人。
他虽然善于思索，却优柔寡断；他虽然受到人民的爱戴，却并不相信人民。他说：“时代变得越发不像样子，—个农民的脚趾竟然这么靠近一个朝臣的脚后跟，擦伤了后者的冻疮。”可见哈姆雷特的社会改革与农民所要求的变革相距甚远。尽管哈姆雷特有令人钦佩的才能，竭力想除旧布新，但他总是郁郁不乐，迟疑不决，他始终是孤立的。这就注定了他与丑恶同归于尽的悲惨命运。

《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悲剧之一。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犹豫、懦弱、多疑、没有决心的性格人物。通过哈姆雷特的性格缺陷，上演了一出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性格悲剧。哈姆雷特有几次很好的复仇机会都因为他的犹豫而错失。最后在比剑中，随同克劳狄斯、皇后、雷欧提斯的死，自己也因中剑负毒死去。悲惨的气氛笼罩着丹麦的王宫，阴森的风吹出血腥的气息，四具王公贵胄尸体躺在横流的血泊中。悲剧的产生不仅仅在于人的道德伦理，人的性格或者某种外在的必然性，所以，哈姆雷特的悲剧结局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悲剧主人公性格上的弱点。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对人类的命运有着强烈的关怀，之所以迟迟没有复仇，在于他看到了“丹麦像一座监狱”的人类命运的普遍性，但是即使这样，主人公仍怀有希望，这就是我们从悲剧中所感受到的悲剧精神和力量，即为崇高。
悲剧冲突的结局走向了敌对双方的失败和毁灭。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这种正义力量与敌对势力的抗争，抗争演化的具体形态——行动和对抗主体的最终毁灭构成了悲剧哲学的主要内容。

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是典型的意志耗散、信念迟疑、行动拖延，造就了一中性的悲剧类型
他立誓为父亲报仇却一再拖延不决，而觉得自己处于地狱之中，这种悲剧的最后原因归咎于原罪
就是生存本身之原罪，亦是命运的悲剧
众所周知，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塑造的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哈姆雷特的悲剧不仅在于他为复仇而丧失生命，更在于他的人生主义思想及封建思想的激烈碰撞
总而言之
就是
想做又不敢做
想放又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