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三次写到了“祝福”。这年底的“祝福”作为一个时间标志,把祥林嫂的人生悲剧串连了起来,形成了清晰的发展脉络。作者巧妙地把祥林嫂悲剧性格上的几次重大变化,都集中在鲁镇“祝福”这一特定场景中,有关“祝福”的描写,不但表现了祥林嫂悲剧的典型环境,而且也印下了祥林嫂悲惨一生的足迹。
第一次是描写鲁镇上各家准备“祝福”的情景,交代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祝福”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这不仅仅是富人们的事情,而是“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操劳福礼是女人们的事,而“祝福”的活动却是要女人们走开的。这样的交代,告诉了人们,辛亥革命之后,风俗习惯依旧,人们的思想意识依旧,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对农村的统治依旧,千年来女性的地位和压在妇女头上的精神枷锁依旧。这样的环境描写,预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性,也预示了祥林嫂悲剧的必然性,更揭示出了祥林嫂悲剧的的典型性。
第二次是对鲁四老爷家祝福的描写。祝福本身就是旧社会中一项极具封建迷信色彩的民俗活动,祥林嫂这个悲剧人物的悲剧性的命运也在这项活动中得以最充分的展示。初到鲁四老爷家的祥林嫂还能“享有”预备福礼的辛劳,可到了后来,就连这点辛劳的权力也都失去了。特定的环境描写,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与感染力。
第三次是结尾通过“我”的感受来描写祝福景象。祥林嫂死的惨象和天地圣众“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深化了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同时在布局上也起到首尾呼应,使小说的结构更臻完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