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科举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

1、科举制的创立：隋朝
（1）背景：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不利于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做官，为改变此弊端，隋朝创立了一种新的选官制度。
（2）创立：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了，百年来人们一直对它褒贬不一。其实，当我们冷静、科学、理性地对它重新审视，不难发现，它蕴涵着十分珍贵的可供借鉴的基本原理——选考。

所谓选考，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它与现代西方人事行政学中的“考选”(Selection)概念大体相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考试的做法起始甚早，如乡兴贤能过程中的射选，贤良的策问，秀、孝的策试等等，皆可视作不同类型的考试。不过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考试，却是自科举制开始的。因为这之前的种种考试，大多只是通过此种形式来确定授官等第或检验举主荐贤的态度，而非试有黜落，故还不算真正的考选。科举制时代，“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换言之，即白丁能否释褐为官，全凭考试成绩为转移。这样，考试就成了选官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有这种考试，才属真正的考选。

以考试来选用人才，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作出的最佳选择。考选制度，应该是也必须是包含着这样几种基本精神的:一曰公开平等，二曰竞争择优，三曰量才使用，四曰内行管理。这些，也就是西方现代组织理论所强调的普遍主义与感情无涉原则，以及择优选拔、据能授任原则。科举制时代的考试，基本上是体现了这些原则的一一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一，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一一主要指下层人物进入统治阶级．据社会学家用清代资料所做的抽样调查可知，当时五代之内均无功名的布衣子弟在科举录取的总人数中，约占13．33％，父辈一代无功名的布衣子弟约占33．44％。这一社会流动的速率，同20世纪号称自由之邦的美国大体相当，而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大三倍还多(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载《社会科学》[清华]第四卷一号)。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一格网罗选择人才，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机。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长治久安，这样的活力和生机都是必不可少的。

科举制的考试又是多层次的。唐代分为州县预备试和吏部省试两级，宋代发展为州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明清时则进一步完善作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制度。多层次的考试，不仅对于保证选取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一定抑制作用。诚然，就整个封建社会的用人而言，是不可能完全摆脱“唯亲”的，但科举制度的层层考试，对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只凭“门第”、“裙带”进身者来讲，毕竟是一道道严峻的关口。何况科举考试在思想意识领域内产生的影响，更是一股强大的潜在力量。众所周知，科举时代科举制是与多种其他仕途并行的，但朝野上下对以科举进身者与以他途进身者的看法却截然不同。早在唐代便已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之说(王保定:《唐摭言》)。以后各代，此种观念愈益根深蒂固。小说《红楼梦》中贾政硬逼儿子玉玉走读书科举之路，而不让他荫补世职，即是最生动的例证。另外，尽管封建社会朋党比周，关系用人的事实比比皆是，但在浩如烟海的史籍、杂记中，公开倡言“任人唯亲”者却绝无记载。从这里，同样可以看出考选制度深入人心所产生的社会威力。

为了保证考选的公正与客观，科举考试中所形成和建立起的回避、保密等一系列制度也是颇具借鉴价值的。

科举制下的回避制度，归纳起来不外两种类型:籍贯回避与亲属回避。

籍贯回避:指本籍人不任本籍官。早在汉代的“三互法”中便有籍贯回避的内容。科举时代，这种回避越发复杂。如明代不仅郡县守令要回避乡邦，而且有时还限制同一籍贯者不许在同一机关中任职，甚至某些官不由某籍人担任的特殊规定。再如清顺治朝规定，外官及户、刑二部司官须回避本省，教职须回避本府。康熙时规定外任官在本籍五百里之内者，即需回避。本籍回避还包括对祖籍和游幕过地方的回避。如清道光时，戴三锡为顺天大兴人，祖籍江苏丹徒，初欲迁江宁布政使，因回避祖籍，故只好调任四川（《清史稿�6�1戴三锡传》）。

亲属回避，指婚姻之家、亲属之间不得交互为官。科举考试的亲属回避，滥觞于唐，制度确立于北宋。其规定，凡省试考官、州郡发解官和地方县官的子弟、亲戚乃至门客，应试必须回避，另派考官设场屋考校，称为“别试”，或曰“别头试”。科举制后期，亲属回避更臻细密。明代不仅规定亲属之间彼此引避，而且兄弟、同族也要避嫌，原则是“以下避上”。另规定，大臣子弟不得任言官，不得参加殿试，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等等。清代亲属回避，尤重科道官。如顺治朝题准，现任三品以上堂官子弟不得考科道；若父兄赴部候补，而子弟现任科道者，查照资俸，调吏部主事。康熙朝考选科道时曾规定，京官三品以上子弟即不与考选，总督、巡抚子弟亦不准考选。清代还规定，大臣子弟不得充任军机章京等等。

科举考试的保密制度建立，始于北宋。其具体做法主要有:

锁院制度。即将负责考试的官员锁宿于贡院，不得回家，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这实际是采用隔离法以达到保密之目的。

封弥制度。“封弥”又作“弥封”，亦称“糊名”。简单说，就是把试卷密封起来，糊去举子姓名，使考官“莫知举子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用情于其间”(《欧阳文忠公集�6�1奏议集�6�1论逐路取人札子》)，以“革容私之弊”(《归田录》卷二)。

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年—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讲到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制度时写道：“……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这种制度最有可能的是察举制。
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