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非攻》描写了战国时代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小说突出了墨子的仗义性格和反对一切侵略战争,主张加强实力、奋起自卫的思想,凸现了墨子勇敢、机智的性格和忘我的精神。 《非攻》,毋宁说是一曲侠义精神的赞歌。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先秦侠文化的代表,连亚圣孟子都说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鲁迅的《非攻》,正是成功地刻划了墨子的这种形象。为了阻止强大的楚国攻打弱小贫困的宋国,他不远千里,穿着破草鞋,带着窝窝头,亲自去楚国,往见为楚国造了先进武器云梯的公输般和一心发兵攻打宋国的楚王。经过艰苦努力,说服了他们,将一场不义之战扼杀在摇篮中。俗话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非攻》的主人公墨子是当之无愧的这种大侠。尤应指出的是,墨子乃鲁人,非宋人,但他却偏偏要不辞辛劳和危险去解宋人之危,这更表明了他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墨子的对立面是公输般,这位“能工巧匠”口头上也讲“行义”,但实际上却视“劳形苦心,扶危济急”为下贱,以助强凌弱为能事。如非墨子的极力劝阻,宋国必然是国破家亡,生灵涂炭,难免一场浩劫。鲁迅正是用公输般反衬墨子侠义精神的高尚和伟大。
《非攻》写道:“楚王早知道墨翟是北方的圣贤,一经公输般绍介,立刻接见了,用不着费力。”墨子之所以能说服楚王取消攻宋计划,他的这种威望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位“圣贤”的形象,
《非攻》的语言,体现了鲁迅文体的基本特征:凝炼、结实、精深。《非攻》在艺术上也有一些粗糙之处,反映了其“油滑”之“弊”。
《故事新编》写作的最初起因,和《呐喊》的写作同时,“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⑵。现代题材就是当时的《呐喊》和《彷徨》,古代题材就是后来的《故事新编》。《呐喊》
在《故事新编》的象数文化结构中,11篇小说按横栏看,其次序为时代的上溯。《补天》、《奔月》是开天辟地的神话,此为上古。《理水》是大禹治水,此为夏;《采薇》是殷周之际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故事,此为商周;两篇小说的时间跨度为夏、商、西周,此为三代。《铸剑》写楚王的剑客,《出关》写孔老相继,此为东周的春秋。《非攻》写墨子,《起死》写庄子,此为东周的战国。《故事新编》8篇小说就这样从远古神话延续战国,给整个中国先秦历史勾勒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对于中国历史文化,鲁迅早年在《呐喊》首篇《狂人日记》中有过震聋发聩的评价:“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故事新编》则从《狂人日记》再往上溯,系统探求中国历史文化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如果仅以“吃人”两个字概括,并不恰当。《故事新编》构成了鲁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认识,其思想比早年丰厚多了。
8篇小说按竖栏看,可分为左、右两组。左边一栏的小说主人公为《补天》的女娲、《理水》的禹、《铸剑》的侠、《非攻》的墨,鲁迅基本持肯定态度,其思想核心为禹墨侠,此为阳。右边一栏的小说主人公为《奔月》的羿,《采薇》的伯夷叔齐,《出关》的老子、孔子,《起死》的庄子,鲁迅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其思想核心为儒道,此为阴。虽然肯定和否定这样的提法未必恰当,但基本倾向还是可以感觉出来。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相当程度是有所继承的,其主要内容就是禹墨侠。大禹的三过家门不入,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侠的嫉恶如仇,在鲁迅极其强烈的内在性格中,可以看出这三种精神的影子。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鲁迅一生批判的主要方面就是儒道。在禹墨侠和儒道两方面一褒一贬,既和五四以后的时代风气相关,而鲁迅的独特个性也有重要作用。从禹墨侠上升到《补天》,从儒道上升到《奔月》,8篇小说四阳四阴,涉及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取舍两方面以及他一生的思想倾向,结构极为严整。
《理水》、《铸剑》、《非攻》三篇,其思想核心为禹墨侠。鲁迅晚年曾经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盖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⑷这段话如果作为鲁迅晚年对中国民族文化的体认,有强烈的积极作用。如果把这段话和《故事新编》的禹墨侠思想例如《理水》对禹及其同事的描写加以对照,不难看出其间的相通。鲁迅的家乡绍兴是大禹陵的所在,如果把禹墨侠的思想和鲁迅若干生平事迹和思想予以对照:例如鲁迅喜爱并多次引用明末王思任的一段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⑸;《药》中在夏瑜的坟上添一只花环以及早年自号“戛剑生”等,更可以看出两者相通。3篇小说中,《铸剑》写作时间最早,《理水》、《非攻》在编集前没有发表过。《铸剑》由侠入手,《理水》、《非攻》写禹墨,乃探求侠之根。鲁迅后来在一封信中说:“《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⑹鲁迅小说中漫画化的戏笔极多,但对侠的精神在内心深处还是敬重的,这也和鲁迅一生嫉恶如仇的峻急性格一致。鲁迅一生正面表露自己思想的文字极少,但在《故事新编》中它们透露出来了。
《采薇》、《出关》、《起死》三篇,思想核心为儒道。《采薇》涉及的主体思想是后世的儒;《出关》写孔老,涉及的是儒道;《起死》涉及的是道。3篇小说写于同时,《出关》是最重要的一篇,也最精采入神,《采薇》、《起死》则信笔而写,似由《出关》化出。对于儒道思想,鲁迅基本持批判的态度。这里既相关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参见《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年、《〈出关〉的关》1936年),也相关着他对自己的严格解剖,两方面互相联系。鲁迅早年曾经回顾过自己:“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关。”⑺这里涉及的就是儒道思想的影响。鲁迅其实还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而且据说也深通老庄⑻,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两家的批判态度。至于儒道两家本身的优劣,鲁迅后来这样评价:“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⑼尽管同为批判,却仍然重进取而轻退走,鲁迅尚刚的精神品格,亦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的《故事新编 非攻》人教版九年级的课外阅读材料,文章是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作。在收入《故事新编》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非攻》这篇小说主要即取材于《墨子·公输》。
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曾为宋国大夫,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者。他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轲语)的精神。他的著作有流传至今的《墨子》共五十三篇,其中大半是他的弟子所记述的。
鲁迅先生的《理水》和《非攻》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着重地写了两个正面人物。夏禹治水和墨子非攻在中国古史上都有记载。相传夏禹婚后第四天就出去治水,在外八年(一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在人民理想中是一个公而忘私、出身下层平民的领袖。鲁迅笔下的禹不仅具有劳动农民的外貌:“黑脸黄须,腿弯微曲”,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还概括了中国农民优秀的品质:勤劳,刻苦,朴素,从沉默中显出坚韧和力量。作品运用各种场面——文化山上学者烦琐无聊的议论,水利局里大员声势煊赫的考察,通过周围那些卑微的灵魂和庸俗的言行,反衬出禹的高大,从而塑造了这个来自人民的英雄。墨子是一个躬自操劳的古代知识分子。和儒家相反,他是庶民阶层利益的代表者,主张身体力行,提倡自我牺牲的精神。他的学说以非攻、兼爱、尚侠、好义为主。作品写他衣衫褴褛,胼手胝足,然而却又勇敢,机智,充满着忘我的精神。当楚国筹划进攻宋国,他一面昼夜兼程去劝阻楚王,一面又吩咐管黔敖作好战斗准备:“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故事环绕着墨子的行动直接展开:一路上过宋,入楚,以正义折服楚王,凭实学战胜公输般。鲁迅歌颂了这两个正面形象,正如他一九三四年在一篇杂感里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禹和墨子正是被当作“中国的脊梁”来描写的。与此同时,鲁迅还以饱饫感情的笔墨写了墨子的学生禽滑厘,管黔敖,禹的一群面目黧黑,衣服破旧,不动、不言、不笑,象“铁铸一样”的不知名的同事,还有敢于和鸟头先生争辩的乡下人。这些人物以其具体的行动,共同表现出一种正面的道德观念,从对比中压倒了公输般、曹公子、文化山上的学者、水利局里的大员,在读者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鲁迅否定后者,这是他对现实生活中牛鬼蛇神所作的挞伐;肯定前者,则又说明在他的思想里群众已经成为积极的力量。鲁迅在《答国际文学社问》里曾经说过:“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但他并不自囿于这一点,于是另辟蹊径,新编故事,借历史人物,热情地表达了自己对人民群众及其代者的赞美和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