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为什么把国号定为“大元”

连元朝的国号和年号，也是刘秉忠依据《易经》制定的。国号“大元”，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刘秉忠，原名刘侃，生于1216/年，因曾祖父在金代时任过邢州节度副使，家族定居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1232年，刘秉忠17岁时，进邢台节度使府中做令史，即秘书。不久，因不甘于埋没在平庸乏味的文牍工作中，弃职隐居，后拜虚照禅师，出家为僧，法名“子聪”。
《元史·刘秉忠传》说他“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1247年，蒙古朝廷把邢州赐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封地。海云禅师闻知刘秉忠“博学多才艺”，把他推荐给忽必烈。刘秉忠的学问得到忽必烈的赏识，留他在身边做了谋士。
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即位为蒙古大汗，蒙哥命忽必烈总治漠南汉地。忽必烈深知，要征服和统治广袤的汉人地区，只靠打打杀杀那一套老办法是不行的。忽必烈重用了刘秉忠及一批有才能的汉人。这一年，刘秉忠向忽必烈提出了一整套治理天下的纲领性建议。此后，忽必烈受命于1253年征伐云南大理，
于1259年征伐南宋鄂州，刘秉忠都随从出征，并多次劝告忽必烈不要滥杀无辜。
1256年，蒙哥大汗想要选个适宜的地方建一座城市，忽必烈推荐了刘秉忠担此重任。刘秉忠选址在恒州滦水之北的龙冈（今内蒙古多伦附近），用了三年时间，建成一座城市，即开平府。这次他展现的卓越才能，使他在日后规划营建元大都时，成为忽必烈手下首选的人才。
■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迁至燕京
1259年，蒙哥大汗死于征伐南宋合州（今四川省合州）的钓鱼山之役。正在围攻南宋鄂州（今湖北省武昌）的忽必烈闻讯撤军返回草原，于1260年在开平府即位为蒙古大汗。忽必烈政权的内外官制，如朝廷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方的路、府、州、县等机构编制，均出自刘秉忠之策划。当时还建立了年号为“中统元年”，这是蒙古自成吉思汗开国以来首次使用年号。
1264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于燕京（金中都故地，今北京地区），并为忽必烈设计了新的年号“至元”。忽必烈言听计从，下诏改当年的“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定燕京为“中都”，令刘秉忠赴燕京规划营建。
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300公里）迁于燕京的动机，其实与当年金代完颜亮由上京会宁府迁都于燕京是颇为类同的：一是忽必烈即位为大汗，并未按蒙古惯例，经“库里尔台大会”推举，而是凭实力自立,很多贵族不拥护他；二是忽必烈自1251年受命总治漠南汉地以来，针对汉人地区的特点，重用汉人，实行汉制，触犯了蒙古贵族顽固派的利益，很多贵族反对他，甚至发动过武装叛乱，他需要摆脱反对派的牵制；三是当时在中国北方，从金国手中夺得的疆土需要就近统治，在中国南方，对南宋政权尚有待于征服；四是燕京的地势水土，远胜于蒙古草原。
■不受旧城约束，刘秉忠决定在金中都故城东北方营造新都城
刘秉忠衔命在燕京相度踏勘的结果，是决定在金中都故城的东北方，以金代行宫大宁宫为中心（今北海公园），营建一座新都城。其原因一是金中都城已于1215/年被成吉思汗的大军摧毁，无法利用；二是大宁宫未遭破坏，忽必烈数次前来燕京时，都曾在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暂住；三是金中都故城缺少充足的水源，当年金中都的莲花池和莲花河水系即不敷使用，而新城址可以利用玉泉山和高梁河的水系，并且著名水利家郭守敬已在1262年着手规划此事；四是另建新城，可以不受旧城束缚，能按理想放手规划。
刘秉忠规划的新都城，参用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每边开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城中干道九纵九横），经涂九轨（纵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辆马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描述。
1267年，刘秉忠首先营建皇城和宫殿。皇城以大宁宫太液池中的琼华岛为中心，西岸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东岸是“大内”。大内南部是以大明殿为中心的举办典礼朝会的外朝区，北部是以延春阁为中心的日常办公和生活的内廷区。大内以北是御花园。太庙建在城东，即“左祖”，社稷坛建在城西，即“右社”。主要的市场设在城西北部积水潭北岸的“斜街市”，即“后市”。因积水潭是大运河的终点，是货物集散地，适于交易。此外还有东市、西市。
1271年，忽必烈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将国号“蒙古”改为“大元”，忽必烈由蒙古
大汗成为大元皇帝，即元世祖。
1272年，忽必烈还将正在建设中的新都城由“中都”改称为“大都”。 1274年，大都的宫殿建成，这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新宫殿中举办大典，接受百官朝贺。而这朝贺的礼仪制度，也是刘秉忠制定的。
大都城继续施工，至1276年基本建成。
■中心台位于今天北京鼓楼，它为元大都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

刘秉忠在相当于今北京鼓楼的地方，建立了一座中心台，以此为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他规划的大都城为南北向略长于东西向的长方形，周回60里，面积约为金中都城的2.7倍。共开有11个城门，北面是健德门、安贞门，东面是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南面是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西面是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城门相对之间都有通衢大道，即《考工记》说的“九经九纬”，纵横街道所分隔成的方格地块，即为“坊”，坊内是居住区或衙署区。大都城共有50个坊，每个坊都有吉祥的名称，如今天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东部地区，在元朝就属“金城坊”。忽必烈曾下诏规定，原住在金中都旧城内的有钱人家和官员，可以优先在大都城内各坊领取地块，每家八亩，建造住宅。不准超标准占地，也不准占着地不建房。不建房的人家，要把地块让出来交别人建房。这个诏书应是北京城里关于房地产规定的最早的文件。
明代《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一步约合1.54米），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即是今天说的“胡同”，出自蒙古语。
刘秉忠在主持营建元大都的工作中，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学。他不仅依据《周礼·考工记》制定了大都城的总体方案，还依据《易经》为大都各城门制定了寓意典雅的名称（其中有些名称，直至今天还被沿用作地名），例如：
丽正门：出自《易经·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文明门：出自《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安贞门：出自《易经·讼卦》“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不仅如此，就连元朝的国号和年号，也是刘秉忠依据《易经》制定的。国号“大元”，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连元朝的国号和年号，也是刘秉忠依据《易经》制定的。国号“大元”，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刘秉忠，原名刘侃，生于1216/年，因曾祖父在金代时任过邢州节度副使，家族定居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1232年，刘秉忠17岁时，进邢台节度使府中做令史，即秘书。不久，因不甘于埋没在平庸乏味的文牍工作中，弃职隐居，后拜虚照禅师，出家为僧，法名“子聪”。
《元史·刘秉忠传》说他“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1247年，蒙古朝廷把邢州赐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封地。海云禅师闻知刘秉忠“博学多才艺”，把他推荐给忽必烈。刘秉忠的学问得到忽必烈的赏识，留他在身边做了谋士。
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即位为蒙古大汗，蒙哥命忽必烈总治漠南汉地。忽必烈深知，要征服和统治广袤的汉人地区，只靠打打杀杀那一套老办法是不行的。忽必烈重用了刘秉忠及一批有才能的汉人。这一年，刘秉忠向忽必烈提出了一整套治理天下的纲领性建议。此后，忽必烈受命于1253年征伐云南大理，
于1259年征伐南宋鄂州，刘秉忠都随从出征，并多次劝告忽必烈不要滥杀无辜。
1256年，蒙哥大汗想要选个适宜的地方建一座城市，忽必烈推荐了刘秉忠担此重任。刘秉忠选址在恒州滦水之北的龙冈（今内蒙古多伦附近），用了三年时间，建成一座城市，即开平府。这次他展现的卓越才能，使他在日后规划营建元大都时，成为忽必烈手下首选的人才。
■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迁至燕京
1259年，蒙哥大汗死于征伐南宋合州（今四川省合州）的钓鱼山之役。正在围攻南宋鄂州（今湖北省武昌）的忽必烈闻讯撤军返回草原，于1260年在开平府即位为蒙古大汗。忽必烈政权的内外官制，如朝廷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方的路、府、州、县等机构编制，均出自刘秉忠之策划。当时还建立了年号为“中统元年”，这是蒙古自成吉思汗开国以来首次使用年号。
1264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于燕京（金中都故地，今北京地区），并为忽必烈设计了新的年号“至元”。忽必烈言听计从，下诏改当年的“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定燕京为“中都”，令刘秉忠赴燕京规划营建。
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300公里）迁于燕京的动机，其实与当年金代完颜亮由上京会宁府迁都于燕京是颇为类同的：一是忽必烈即位为大汗，并未按蒙古惯例，经“库里尔台大会”推举，而是凭实力自立,很多贵族不拥护他；二是忽必烈自1251年受命总治漠南汉地以来，针对汉人地区的特点，重用汉人，实行汉制，触犯了蒙古贵族顽固派的利益，很多贵族反对他，甚至发动过武装叛乱，他需要摆脱反对派的牵制；三是当时在中国北方，从金国手中夺得的疆土需要就近统治，在中国南方，对南宋政权尚有待于征服；四是燕京的地势水土，远胜于蒙古草原。
■不受旧城约束，刘秉忠决定在金中都故城东北方营造新都城
刘秉忠衔命在燕京相度踏勘的结果，是决定在金中都故城的东北方，以金代行宫大宁宫为中心（今北海公园），营建一座新都城。其原因一是金中都城已于1215/年被成吉思汗的大军摧毁，无法利用；二是大宁宫未遭破坏，忽必烈数次前来燕京时，都曾在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暂住；三是金中都故城缺少充足的水源，当年金中都的莲花池和莲花河水系即不敷使用，而新城址可以利用玉泉山和高梁河的水系，并且著名水利家郭守敬已在1262年着手规划此事；四是另建新城，可以不受旧城束缚，能按理想放手规划。
刘秉忠规划的新都城，参用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每边开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城中干道九纵九横），经涂九轨（纵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辆马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描述。
1267年，刘秉忠首先营建皇城和宫殿。皇城以大宁宫太液池中的琼华岛为中心，西岸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东岸是“大内”。大内南部是以大明殿为中心的举办典礼朝会的外朝区，北部是以延春阁为中心的日常办公和生活的内廷区。大内以北是御花园。太庙建在城东，即“左祖”，社稷坛建在城西，即“右社”。主要的市场设在城西北部积水潭北岸的“斜街市”，即“后市”。因积水潭是大运河的终点，是货物集散地，适于交易。此外还有东市、西市。
1271年，忽必烈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将国号“蒙古”改为“大元”，忽必烈由蒙古
大汗成为大元皇帝，即元世祖。
1272年，忽必烈还将正在建设中的新都城由“中都”改称为“大都”。 1274年，大都的宫殿建成，这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新宫殿中举办大典，接受百官朝贺。而这朝贺的礼仪制度，也是刘秉忠制定的。
大都城继续施工，至1276年基本建成。
■中心台位于今天北京鼓楼，它为元大都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

刘秉忠在相当于今北京鼓楼的地方，建立了一座中心台，以此为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他规划的大都城为南北向略长于东西向的长方形，周回60里，面积约为金中都城的2.7倍。共开有11个城门，北面是健德门、安贞门，东面是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南面是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西面是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城门相对之间都有通衢大道，即《考工记》说的“九经九纬”，纵横街道所分隔成的方格地块，即为“坊”，坊内是居住区或衙署区。大都城共有50个坊，每个坊都有吉祥的名称，如今天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东部地区，在元朝就属“金城坊”。忽必烈曾下诏规定，原住在金中都旧城内的有钱人家和官员，可以优先在大都城内各坊领取地块，每家八亩，建造住宅。不准超标准占地，也不准占着地不建房。不建房的人家，要把地块让出来交别人建房。这个诏书应是北京城里关于房地产规定的最早的文件。
明代《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一步约合1.54米），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即是今天说的“胡同”，出自蒙古语。
刘秉忠在主持营建元大都的工作中，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学。他不仅依据《周礼·考工记》制定了大都城的总体方案，还依据《易经》为大都各城门制定了寓意典雅的名称（其中有些名称，直至今天还被沿用作地名），例如：
丽正门：出自《易经·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文明门：出自《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安贞门：出自《易经·讼卦》“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不仅如此，就连元朝的国号和年号，也是刘秉忠依据《易经》制定的。国号“大元”，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忽必烈定都大都

1271年11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根据《易经》“乾元”的意思，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颁布《建国诏》。

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后，建年号为“中统”，仍然没有立国号。随着忽必烈统治日益巩固，他决定在“附会汉法”方面再迈进一步，把自己的王朝建成传承汉族封建王朝正统的朝代。忽必烈建国号大元，明确表示他所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只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续。

当时中原文化比较先进，蒙古统治者羡慕中原文化，统一中原后，取国号自《周易》，乾卦：元亨利贞。并且接受汉人学者的建议使用皇帝庙号，也保留了蒙古汗的称号。所以定国号为“元”。

因为他喜欢,所以他就想把国号修改为"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