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皇帝拥有三宫六院,妻妾成群,当他想和后妃交欢时,选择谁侍寝就变成一桩令人头痛的麻烦事。为此,历代皇帝“发明”了许多办法,有的还生出不少有趣的风流故事。 中国古代皇帝的性生活十分随意,但临幸后妃却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事关系到皇家血脉的正统与否。 皇帝从数量众多的后妃中选一名与其交欢,是对被选中女子的龙恩和宠爱,因此称为“临幸”、“驾幸”、“恩露”……从后妃的角度来讲则是 “承幸”。皇帝临幸后妃可是内廷的大事情,万万马虎不得。据记载,周代时已有专门负责天子临幸后宫之事的官员,称为“阴令”;汉代则设掖廷令,负责每天傍晚记录当夜由谁侍御寝;东汉以后,这类事情专由宦官太监担当,此后每朝每代宫中必有一本备忘录,专录皇帝临幸之事,以备由于后宫中尽是娇艳美女,每天临幸谁有时就会变成一桩令皇帝非常头痛的麻烦事,尤其是那些后宫队伍庞大无比的皇帝。西晋武帝司马炎后宫规模突破万人,为了解决寝宿的难题,他发明了“羊车选侍”的办法:坐在羊车上在通往后宫的路上溜达,羊车停留在谁的门前,就选谁当晚陪侍。到了南朝,宋文帝也采用晋武帝发明的办法选侍。妃妾们当然都希望羊车停在自己门前,有一名聪明的妃子名叫潘淑妃,她在羊车经过的路上洒上盐汁,引诱羊舔着盐汁一路来到门前。由于羊老是停在潘淑妃的门前,文帝于是感叹道:“羊都为你留连,何况人呢?” 据说风流皇帝唐玄宗在开元、天宝年间,后宫妃妾多至四万人,他不知道该如何临幸她们。亏他在这方面主意还挺多,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每天将一群宫殡召集在一起,让她们掷骸子定输赢,最后的优胜者便是当夜陪侍人。到了春秋时节,唐玄宗命令后宫女子在各自的门前栽花,自己跟随蝴蝶信步款款,蝴蝶停在谁门前的花枝上,皇帝当晚便留宿在谁处。这一方法又被戏称为“蝶幸”。 到了明代,开始制定一套严格的制度来对皇帝的性生活进行管理,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由选择侍寝妃妾的权力,当然也少了许多风流故事。明代时,在紫禁城内设立了敬事房,专责管理皇帝的夜生活,敬事房的总管称为敬事房太监,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安排并记录皇帝与后妃交欢的有关事宜,皇帝每晚在哪里与谁寝宿,全都记录在案。与此同时,宫中的女官彤史则负责记录后妃们每晚的形迹。两相对照,一旦后宫中有谁怀孕生产,查一查受胎年月日,初生儿的身份即刻辨明。 明代除了皇后,皇帝的所有妃妾都备有一块绿头牌,即末端为绿色的名牌。皇帝吃晚饭时,由敬事房太监将几十块绿头牌置于一只银盘中,端到皇帝面前,然后跪听皇帝指示。如果皇帝选中哪个妃子与她同房,就把这个妃子的名牌翻过来,放回银盘;如果皇帝这天没“性”趣,则说一声“去”。敬事房太监退下后,把皇帝选中的妃子名牌交给手下太监,由手下太监去通知被选中的妃子兰汤沐浴,做好“承幸”准备。到了晚上,妃殡们所住的宫门前统统挂起红纱灯笼,而“承幸”妃子宫门前的灯笼则被卸下,表示皇帝当晚已选定寝宿的地方。负责巡街的太监看到信号,便传令其余各宫熄灯寝息。皇帝临幸的妃殡处按照惯例要焚香,香气异常,焚香的目的正如一首宫词所言:“参于鼻观气非清,脉脉遗芳媚寝情。雨迹云踪易牵引,莫容轻霭上空明。”通俗地说,就是起到催情的作用。假如是皇帝第一次临幸的妃殡处,还要“铺宫”,即由太监将房间装饰一新。 明代的这种制度,一直到清朝还被承袭下来,顺治皇帝认为这一制度对于确保皇帝子女的纯正血统很有用处,同时也可对后代皇帝的纵欲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清朝皇帝的临幸方式与以前各代不同,不是皇帝登门,而是由敬事房太监将皇帝翻绿头牌选中的妃子送到皇帝的寝宫。按照规矩,妃子侍寝之前先以兰汤沐浴,然后一丝不挂脱光衣服,太监用红锦被将其裹起来扛到皇帝的御榻前,再揭去红锦被。皇帝先已宽衣解带,赤裸着钻在被窝里,被子盖至脚踝处。送来侍寝的妃子不能从被头处钻进皇帝被窝,也不能揭开被子,要从敞开的被脚处爬进去,事毕再从被脚处爬出,由太监仍旧用红锦被裹好扛出寝宫。因为即使身为皇帝的妃子,她还是“臣妾”,为臣的自然不能光着身子背对皇帝,所以只能面朝皇帝往后“却行”。行房时,敬事房总管还要站在门外敬候,听见里面动静差不多了,便高声唱道:“是时候了。”如果碰上皇帝兴致正高,装聋作哑,就重复一声,但喊过三遍,皇帝就必须招呼太监进房,这也是祖宗定下的规矩。太监将妃子扛出去后,总管照例记录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某后”,以备查验。这份档案称为《承幸簿》,除了皇帝本人以外,只有太后有权调阅。皇帝死后,便将它烧毁,不再留下任何记录。 由于这个存档制度限制了皇帝的性权利,对于皇帝来说有点“不仁道”,所以清朝的大多数皇帝都对之不满意,但这是“祖制”,不能随意更改,于是便经常找借口住到圆明园等行宫去,因为那里没有这一套存档制度,行事比较方便些,如咸丰皇帝年轻时,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圆明园,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耐人寻味的是:咸丰皇帝虽然获得了极大的“性自由”,却由于纵欲过度而早逝。由此看来,任何权利,包括性权利没有限制没有节制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