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 ,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
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多、种类丰富。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中国考古学家夏鼐把这一发现称为建国以来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大成果,并指出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在于“表示长江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性,这里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使人耳目一新,过去谁会想到远在距今7000——5000年前,长江下游会存在着如此灿烂的文化呢!”
河姆渡文化 的发现,使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跨上了新台阶,改变了过去人们的认识,以事实纠正了以往认为江南前文化发展较晚的观点。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说:“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面扩展,其它地区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曾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