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遭鲁迅骂后境况如何?
梁实秋遭鲁迅骂后境况如何(要有人或文章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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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短短的50多个春秋的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一次是事实的婚姻,另一次是实质的婚姻。两次婚姻,都陪伴着鲁迅先生,走完了先生命运多舛而又辉煌的一生。
鲁迅先生的第一次婚姻,是先生在日本求学时期,家里以先生母亲鲁老夫人,病危的书信讯息骗回国成婚的。原因是鲁老夫人听了传说,以为先生在日本,和一个日本女士谈恋爱了。封建礼仪制度下熏陶的鲁老夫人,不喜欢外族,这是可以想见并理解的。而是否有这回事呢?我从鲁迅先生的遗留文字中,并没有找到蛛丝马迹。
这次的婚姻,带给三个人痛苦,---鲁老夫人,鲁迅先生,朱安女士。我们要问,具有新文化并勇于指责旧道德的鲁迅先生,既然不喜欢这次婚姻,为什么不拒绝或者干脆出走呢?界定在封建礼仪制度下,我从人性的角度来破析,鲁迅先生当时的心理状态。先生的选择,不外乎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一 安慰他母亲,鲁老夫人的心(这一点,先生的文字中,已有自述)。二 在封建礼仪制度和人文环境及当时的情况下,先生也无能为力。三 就算先生拒绝或出走,也改变不了事实的结果。
所以,鲁迅先生选择了,接受事实,而不接受人。从朱安女士一生中,我们可以解构到,朱安女士,其实是一个封建社会下礼仪制度的遵循者。鲁迅先生如果当时选择拒绝或出走,朱安女士的结果,更好的还是和她以后的现实生活一样,即“生是先生家的人,死是先生家的鬼”的奉行结局。朱安女士,是封建礼仪制度下的牺牲品,而鲁迅先生,也是这制度下的受害者,我们能够谴责一个受害者么?
现代的人们,很容易理解并宽容,鲁迅先生这样的选择。而当时的舆论,对先生人格的苛责,先生的弟弟,好象是最厉害的一个人了。有人就从这上面推测,兄弟二人失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周作人的妻子,就是鲁迅先生当年在日本的恋爱对象,唉,这是不是人性的龌龊呢?
鲁迅先生的第二次婚姻,是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时的故事。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样的一个场景,当先生在课堂上,以他独特的充满理性与智慧的冷然而又幽默的个性魅力的语言,配合着先生特有的表情,进行着学问上的深入浅出的阐述指导时,年轻的许广平女士的眼睛里,一定充满了敬仰和爱慕的情绪(从她的信中,可以证明)。女师大风潮迭起,更进一步催发了这心里蕴藏的一腔爱火。在许广平女士写给鲁迅先生的信中,成熟而敏感的先生,当然能看出能感受到这烈焰般的感情。
所以,鲁迅先生开始的回信,显得辞不达意顾左右而言他,竟然转去了学问上的探讨与解析。这分明是先生心情自然流露下的一种情绪体现。这不啻是告诫自己,也是提醒许广平女士,---我是老师!事实的演变,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一颗热情澎湃的心面前,谁又能抗拒呢?鲁迅先生最终接受了这一颗,带着崇拜的心。也是因为爱,先生放弃了在北京与别人的文字架,产生了到处走走的念头。有人撰文说,鲁迅的厦门之行,是他爱的一个过渡,以冷却舆论的纠缠。但我的看法是,这只是一个次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鲁迅先生心中确实产生了,想到处看看到处转转的决定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
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
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
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
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
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
“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
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
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
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
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
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 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
“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
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
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
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
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
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
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
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
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
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
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
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
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
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
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
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
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
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
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
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
“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
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
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
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
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
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
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
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
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
“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
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
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
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
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
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
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
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
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
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
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
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
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
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
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
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
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
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
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
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
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
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
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
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
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
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
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
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
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
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
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
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
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
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
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
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
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
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
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
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
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
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
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
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
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
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
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
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
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
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
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
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
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
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
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
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
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
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
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
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
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Toseelifesteadilyandseeitwhole)。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
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
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
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
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 态度只是一个偏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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