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雷雨》中的繁漪

繁漪的形象 从古至今，对女人特性的定义始终烙上男权制的印痕：她乖张，世故，小心眼，头发长，见识短，对事物缺乏判断力，自私，虚荣，贪慕名利，追逐物质享受，虚伪做作，爱撒谎……所有这一切或许都有真实的成份。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女人的所谓“特性”没有一样是先天赋予女性的本能特质，而是由她的处境制约塑造出来的，与她所处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因素有关联。 在曹禺作品里的就有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繁漪。 繁漪一出场的形象就不怎么讨人喜欢：“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他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像恶狗狺狺地，不，多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 她的阴鸷、可怕、力量，以及爱的方式都让男人不敢欣赏。她逼迫周萍爱她的方式，也令男人退避三舍。她的形象成为了恶魔的代表。她间接造成三个年轻人惨死的悲剧，最后她也被吓得成为真正的疯妇。 男性的批评家很不喜欢这个人物。有学者严厉地指出：“作者说繁漪这个人复杂而深邃，我们却觉得她简单又浅显”，“我们却不觉得繁漪可爱，相反倒觉得她有些可怕，不敢恭维”。这位学者不喜欢繁漪的原因主要是，他认为繁漪比周萍年纪大，应该由她来承担勾引的罪名。繁漪为了达到继续拥有周萍的感情，阻止周萍与四凤的感情发展的目的，私下叫来侍萍，而为雷雨之夜，揭开周家秘密，造成三个年轻人死亡埋下隐患。她还在雷雨之夜，将与四凤幽会的周萍堵在四凤的卧室里，以期被鲁大海和侍萍发现。甚至她利用儿子周冲的感情来牵制四凤与周萍离去。他认为，这一切行为都表明繁漪是“诡计多端”的。“她的报复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她是极端的自我中心，唯我主义”，“如果说爱本身就包含着某些自我牺牲和承受，和对于自己的约束，繁漪是丝毫也没有这些品质的。”，他对曹禺对繁漪的态度全然不理解：“繁漪的变态，她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同样，繁漪的悲剧，也是她的思想和性格的悲剧。这样的女性，有什么值得可爱的呢？曹禺竟如此喜爱她，真够奇怪的！” 可是，从曹禺在《雷雨序》的表白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曹禺对繁漪的评价是超出社会上一般人的看法的。在中国戏剧史上,显然没有那个男性作家向曹禺那样赋予中国女性更多的人文关怀、同情和理解。他剧作里的女性个个丰满、立体、动态,令人难忘。她们或热情似火,或温柔善良,性格饱满鲜明,散发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他非常喜欢这个人物：“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来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繁漪，”“我喜欢看周繁漪这样的女人，但我的才力是贫弱的。我知道舞台上的她与我原来的企图，做成一种不可相信的参差。”因为担心观众不能理解他赋予她的真正灵性，他撰文写了《雷雨序》，给予繁漪这个形象塑造初衷以充分的说明：“繁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同情么？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第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 看到了她身上那股热情是女性解放自身的力量，这股力量对他笔下萎靡的男人未必不是一种启发。但他同时也能感受到她的歇斯底里使其他人对她产生误解，因此他强调：“不过聚许多所谓‘可爱的’的女人在一起，便可以鉴别出她是最富于魅惑性的。这种魅惑不易为人解悟，正如爱嚼姜片的，才道得出辛辣的好处。所以必须有一直明白繁漪的人，才能把握着她的魅惑。不然，就只会觉得她阴鸷可怖。”不论别人如何评价繁漪，曹禺却是给了她最高的赞赏：“所以在《雷雨》的氛围里，周繁漪最显得调和。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的白热，也有它一样的短促。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着火星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她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 二、繁漪的形象的意义从这样一个艳丽的、像电火一样的白热的，最具“雷雨”性格的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自主意识对封建礼教的必然的抗争。鲁迅曾写道：“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五四时代掀起了妇女解放的新浪潮。社会上对贞操、婚姻、家庭、育儿等与女性切实相关的种种问题进行探讨。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是这一时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主题。在对爱的追寻中，她们发现并肯定着隐秘曲折的内心深处女性自我的觉醒，回应着复苏了的人性要求和青春萌动的召唤；在爱的抗争中，她们实践着对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捍卫，再一次确认了“我”的存在。繁漪虽然是“旧式的女人”，但不能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影响。她不甘心被囚禁在家的牢笼中，丧失人格的自主意识而受制于人。当她发现自己的丈夫也不把她当作真正的人来尊重，只不过当她是家中的花瓶，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便以生命为代价，为争取做人和女人的权力进行绝望地抗争。她的呼喊撕心裂肺，发聋振聩：“你的母亲早死了，早教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她也是要一个男儿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这一句喊叫发出了一代女人的心声。因此可以说，繁漪这个形象是曹禺的艺术独创，并且浮雕般地凸现了人类灵魂的丰富多彩，也是曹禺为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做出了的一大重要贡献。然而,繁漪这一人物形象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复杂,不能简单地用“新女性”、“旧式女人”、“淫妇”或“妖女”来定位。曹禺曾说过之所以起繁漪这个名字,是为了体现她坚强、刚毅而又复杂的性格,深邃而美好的内心,同样,他塑造的繁漪形象恰恰是这两个字的深刻内涵的外化。繁漪出场时的舞台提示中一系列的描述让我们感觉到她如同一朵散发着忧郁的芬芳黑色的玫瑰,外形“沉静、忧烦”,“文弱、哀静、明慧”,内在性格却杂着刚毅、执着、爱憎分明。《雷雨序》写道:繁漪是一个有着“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敢于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的女人。这么一个集多重性格于一身的矛盾的活生生的人,却是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 曹禺所要对繁漪表达的情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在舞台上被表现出来，甚至在解放前，观众对于繁漪的理解，与曹禺的本意彻底相反。繁漪本是最“雷雨”的人物，依曹禺预设，她同样应以她的尖锐、魔性和魅惑抓住观众的心灵。然而，“舞台上的她与我原来的企图，做成一种不可相信的参差’，，观众不能把握着她的魅惑，只会觉得她可怕。居然真的有人将她看作是一个不近人情、专门坏事的疯子，而将同情付于周萍，甚至周朴园。 曹禺对繁漪的同情或许是不自觉的站在女性主义立场观照人生。他对繁漪“同情和尊敬”。他同情她不自由的遭遇，她的“有着美丽的心灵”、“热情”、“心偏天样的高”，但因“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她“在阴沟里讨着生活”，从此“枯干地生长在砂上”。他看到繁漪在周朴园家受到感情的冷待和人格意志上的不允许独立的双重虐待，周公馆充斥着家庭的专制暴戾,缺乏现代文明气息,周朴园的家长权力便是命令和法律,需要绝对地服从和遵循。他把繁漪作为活的物件置于严格管束之下,不许她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个人的理想愿望,强迫她做不愿做的事情。像逼迫繁漪喝药之事,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精神摧残。周朴园为了维护自己的家长权威,亲自延请医生为繁漪治病,而且让周冲求其母亲喝药,并让周萍跪着请求继母喝药,造成一种强制性攻势,以逼迫繁漪服从其家长权威和家庭秩序,这就使繁漪在精神上更加压抑,郁郁寡欢。因此他并不谴责繁漪大胆追求爱情的行为。繁漪生活在周家爱的沙漠里，当周萍给了繁漪爱的时候，她就不顾一切地抓住了这点爱，并且使出了非常手段。这也正是赢得曹禺尊敬的地方。曹禺赞扬她具有尖锐性的“魔”，满蓄着受着抑压的“力”，这些都是她最富于魅惑性的地方。她具有的原始野性、不受文明约束的爆发力，也应合了他自己年轻的躯体里的“蛮性的遗留”的自然力的部分。这种怜悯与尊敬是一种情不自禁或者说是潜意识里对同种生物种群的感同身受。 但这些不自觉的欣赏并不彻底，作为作者他依然摆脱不了社会公共法则对这类女人的看法，他让她彻底疯狂，从而完成了对观众的“正确情感的引导”。他责怪繁漪“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则带着意识中残留的集体无意识的男权对女性的占有与管理。剧本里反复强调了曹禺的这一思想，每当出现周朴园和周萍指责繁漪的场景时，他们几乎众口一词，都是要求她做好一个母亲。而母亲这个词在曹禺的潜意识里就放弃自己情欲的人。女人的情欲是不值得赞许的，与曹禺同时代的傅雷在评价张爱玲的《金锁记》时也说：“她（曹七巧）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因而“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男性优越的传统思想在此表现出鲜明的态度。曹禺不自觉地运用了男性的权力，对女性实施着惩戒。因而《雷雨》被男人读出了繁漪的乖戾和阴鸷。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对周冲的死亡原因中看到这一点。 曹禺曾在《雷雨序》里详细说明周冲悲剧的原因，他这样写道： “抓住他的心的并不是四凤，或者任何美丽的女人。他爱的只是‘爱’，一个抽象的观念还是个渺茫的梦。所以当着四凤不得已地说破了她同周萍的事，使他伤心的，却不是因为四凤离弃了他，而是哀悼着一个美丽的梦的死亡。待到连母亲——那是十七岁的孩子的梦里幻化得最聪慧而慈祥的母亲，也这样丑恶地为着情爱痉挛地喊叫，他才彻头彻尾地感觉到现实的粗恶。他不能再活下去，他被人攻下了最后的堡垒，青春期的儿子对母亲的那一点憧憬。” 我们可以确定，周冲悲剧的原因不是抽象的社会黑暗，不是因为四凤的拒绝，而是对母亲繁漪的爱的幻灭。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弗洛伊德理论，男性在成长历程里会有一个“恋母情结”时期。尽管在他成为主体之后，他会因害怕阉割而压抑这种情结，但这种情结将埋藏在前意识里。剧中周冲正是十七岁的青春期年纪，他对恋爱还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对四凤的感情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实质的阶段，只是一个意念，故而他在要求四凤带他一起飞向真世界的时候，会说：“就是带着他（四凤的心上人）也可以的。”同时他的社会理想也是抽象的，建立在书本的理论之上。剧中并没有显示出他对社会黑暗的真实感受，甚至他父亲矿上的流血事件似乎在他心中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从未提起这件事情。周冲真正彻头彻尾感到现实“粗恶”，从而导致他死亡的悲剧根源，是因为他的母亲繁漪！因为看到他的母亲“为着情爱痉挛地喊叫”，自此，母亲不再是崇高伟大、无私忘我的形象，而是丑陋的、可鄙的，因为她有了情欲的要求，就是这一点，击碎了青春期男子成长历程里努力摆脱的对母亲的那一种憧憬。但这种情结与弗洛伊德理论又有性别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在男权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男子对女性身份的判别。女性主义作家西蒙·波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分析“恋母情结”时说，婴儿对母亲的依恋，最初表现为对生命的依恋，当他成长为生命个体、较为独立时，他会将母亲的肉体与“性”联系起来，这是“恋母情结”的普遍表现。“……但是，孩子对他自己是主体认识得越迅速，越坚决，同他自主性相互对立的那种肉体纽带，就越会对他加以折磨。因此他避开母亲的抚摩；……意识到她是一个肉体尤其令人感到尴尬和厌恶，所以他避免想到她的身体……他希望她能超脱一切占有；她不应当有妻子或情妇的那些可鄙特征。”也就是说，男权社会成长起来的男性，当他意识到他自己的主体地位和女性的“他者”身份，他会将这种恋母情结以其他的方式隐藏。为了摆脱他对母亲是肉体的想象，“他将抹煞它的存在，认为他母亲只是一个精神上的人。”对于周冲而言，他对母亲的认知系统一向都是传统的无性别形象，他忽然看到母亲不顾一切，与哥哥私通，只为满足自己的情欲，心底里一直压抑的对母亲肉体的欲望被释放出来，同时对阉割的恐惧以及由此带来的羞耻感紧紧掘住了他，让他窒息。在男性批评家眼中，母亲是这样一种角色：她已经被社会的主体“牢牢地固定于家庭，固定于社会，她遵守法律和习俗，所以确实是善的化身；”“另一方面，若是女人逃避了社会惯例，她就会重返大自然，再度变成恶魔，在群体之中释放出无法驾御的邪恶力量。恐惧始终和对女人放荡行为的指责混在一起。”这种思想是社会普遍对母亲的看法，周冲同样也不例外，因此，母亲繁漪的极端表现最终成为周冲绝望的真正根源。因此尽管曹禺给了繁漪最多的赞美与同情，他依然不能摆脱男权社会男女二元对立下的话语叙述。他并没有把繁漪塑造成真正的正面人物，演员按照通常的理解未能替她找到同情。舞台剧的成功，繁漪无疑成了“淫恶的丑态”的代表。曹禺的申辩，还有他按自己意图来演出的尝试，相形之下显得几近徒劳。毕竟他对繁漪的同情并不能使他对现实生活进行超越，仅仅在在剧本之外、在他的情感里而不是现实的形象里对她的赞赏，不能真正引导观众和读者对繁漪这个人物的认同，因此他对女性的命运和理解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曹禺的戏剧世界是一个爱女的世界。“在同时代的剧作家中,甚至现代文学作家中,还没有人有着他这样宽广的人文精神和人类情怀。”繁漪“生命交织着最残忍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极度的情感和这样的情感的表达方式“是中国传统所匮乏的,却是曹禺所推崇的,并是作者潜意识中外化的表现”。繁漪的身上赋予了作者潜意识的反抗家庭、父权的心理,作者的价值观也融在他所塑造的角色的极爱和极恨的情感里。结论繁漪的悲剧并非是由“她的无法遏制的情欲与精神饥渴”造成的,也并非是曹禺让她“用无耻的欲火焚烧了自己的皮肉,也无情地烧毁了一个被中产阶级伦理温情脉脉笼罩着的世界”。繁漪走下楼梯,从阁楼走入客厅这一公共空间,拒绝喝药、看病的一系列举动无疑是对那伪装成关怀的“禁闭”表示的对抗,是对夫权制的解构;然而,她走出了小家庭的男权的樊篱-阁楼,却难以逃脱渗透男权意志的整个社会的秩序牢笼。繁漪悲剧说明了一个必然女性由私人空间走入公共空间等于侵入了男权世界,要么介入,意味着同流合污,像焦母、曾思懿要么对抗,意味着威胁和动摇着男权社会的稳定,必然遭到男性的反击,也就意味着会是死路一条,这是生活在男权世界的必然后果。曹禺意识到了这样的悲剧是性别悲剧,不是时代的,是永恒的。女性只能依*自救,才有获得新生的可能。

繁漪
出生名门，作为周朴园的妻子虽然得到了物质上的一切，却始终内心空空荡荡。她是新时代具有新气息的女性。她深爱周萍，在她看来，周萍就是她晦涩生活中的航向，即时人伦束缚都阻挡不了她挣脱的强烈情感。而当她戳穿谎言，所有矛盾于雷雨之夜全部爆发。看着周萍自杀，儿子电死，精神奔溃。虽然结局凄惨，曹禺且描绘了一个敢爱敢恨、不屈不挠的倔强“受过一点新教育”的旧时代女性。体现了反对封建和张扬个性的主要体裁。

以上综合自课本等多处参考，回答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