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十大商帮形成于明代》

明朝中后期内忧外患放松了对工商业的管制

商帮的形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商品经济发展又是生产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宋代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经过元代之后在明代又迎来了一个经济高潮。
　　明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达到传统农业下的完备。人力犁、风力水车得到广泛运用，龙骨车得到改善，并使用了畜力。水利建设有了相当发展，到15世纪初，明代共开塘堰40897处，河4162处，修渠堤岸5048处。在农业方面，发明了砒石拌种、骨灰蘸秧根、区田法、提塘耕作法。福建、浙江有了两季稻，广东还有三季稻。引进并推广了玉米、花生、烟草、番薯、向日葵，同时棉花种植有了更大发展。
　　明代人口从永乐年间的6500万增加到万历年间的1.2亿。据专家估计，万历年间农产品总量达696亿斤，江南水稻单产到2石(300斤)左右，与当时欧洲处于同一水平。封建社会中农业是基础。农业的发展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明代在官营手工业衰落的同时，民营手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尤其是苏杭的丝绸业、广东佛山的冶铁和铁器铸造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以及其他地方的棉纺织业，无论在生产技术还是生产规模上，都有了相当发展。如纺织业中普遍采用了足踏缫车、织机、提花机等技术工具。
　　在明代仅苏州织染局就有织机173张，每年生产缎子1534匹。民营织户超过官营的织造局。到明末，民间织户达3万人，至少是官局工匠的3倍。再如佛山的冶铁业，明末时已有“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的大高炉，并由圆柱体改为瓶状，火口镶火石，机车装料。这些都是冶铁业的重要革新。一天一夜可出铁3600斤。尤其是民营冶铁业发达，从永乐三年到宣德九年的三十年间，产量从13万斤增加到833万斤，增长近70倍。经济史学家说中国明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由此而来。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亦有相当大的发展。从国内贸易来看，国内市场已从封闭的地区性市场，走向国内统一市场。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夸张的说法是“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徽宦商，衡游蓟北”。明人李鼎的说法是“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沿着长江和大运河，出现了一批新兴商业城市，如成都、重庆、武昌、扬州、苏州、杭州等。《金瓶梅》、《三言二拍》这些成书于明代的市井小说就反映了当时商业发展的状况。
　　明代中期之后，对外贸易也有相当发展。造船和航海技术都较宋代有相当发展。海外贸易主要是南洋，其次是日本。中国的出口以丝绸、瓷器、银器、漆器等工艺品为主，进口主要为苏木、胡椒、犀角、象牙等。仅福建的关税收入就从万历初时的二万两白银增加到崇祯时的5万—6万两。当然，受海禁的影响，外贸发展仍是有限的。
　　对十大商帮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还在于政策的变化。明朝初年，为了保卫北部边防设了“九边”(九个军区)，80多万强军和30多万匹战马给政府财政造成极大压力。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的以粮换盐引的开中制是晋商和陕商形成的契机。可以说，没有开中制，山西和陕西的商人就难以成气候。明代中期，开中制转变为折色制，以及官府授权的私人盐业垄断经营是徽商成长的关键推动力。明代中期，在辽东和张家口分别开放东西马市，对晋商由以盐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没有这种政策，就没有在“走西口”中成长壮大的晋商。同样，明代中期海禁的放松也是浙商、闽商、粤商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
　　有经济发展就有商业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无论如何禁止、压制，人逐利的本性使他们冒再大的风险也要去经商。尽管封建社会中一直执行重农抑末的重农主义政策，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十分低下，但经商仍然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明代十大商帮的形成正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还应该看到，政策对商业发展的程度仍然是有影响的。明代的折中制、折色制、开放东西马市，原来的出发点是巩固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商帮形成。有限地开放对外贸易是迫于压力，尽管有限，其作用也相当明显。不过由于明代专制统治加强，税收名目繁多，关卡林立，贸易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从这种政策我们可以想象出这些商帮成长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