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楼事件的网络评论

概述
自杀是复杂的社会现象，从来不是因单一的因素导致。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富士康媒体发言人在回应外界时，竭力为这个将42万个生命聚集在3平方公里范围内为其牟利的企业开脱，力图将死亡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死者自己和社会，对工人工作和生存状况闪烁其辞，言行十分可鄙。而尤其让人感到恶心的是，一些所谓的心理专家，居然拿整个社会的自杀率比富士康更高来为这家私人企业开脱。
为攫取利润，不肯正视和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存状况，而是请一些五迷三道的“佛法大师”和“心理专家”作秀，声称尊重习俗“改运”、“减压”，运用科学进行“心理干预”，在我看来更像惺惺作态的表演，根本上是在回避和掩盖实质问题，纯属舍本逐末的伎俩。殊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岂是这些三脚猫招数可以化解的？而以保护工人权益为己任的工会，在这接二连三的死亡事件中，声音低微，任由肇事企业手舞足蹈地高调作秀而不加斥责，尤其让人感到悲哀和绝望。
镜头一
24岁快乐男生梦断富士康
2010年5月6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24岁的卢新，2009年8月进入富士康工作，每月底薪2000元。这个喜欢音乐、曾经参加过湖南快乐男声比赛的男孩，梦想是能当一位歌手。
在厂区外卢新租住的宿舍里，记者发现了几张工资单：2009年12月，2781元；2010年1月2240元；2010年3月3541元。卢新的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会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在他入职的8个月里，他一共向家里寄过13000元。“我记得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他好像就发了1800元还是1900元，他寄了1500元回去，我感觉到很了不起。”工友说。
在卢新生前的博客里，他留下这样一段话：“为了钱来到公司，可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是在浪费生命。真的很后悔，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啦，很迷茫。”
镜头二
每天仍有数千人涌向富士康
在富士康公司设置的新员工常年招募点，从早上6时开始，这里就聚集了上千人，尽管5个月内连续发生9起跳楼事件，但是并没有阻止这些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
这些应聘的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大多数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这里应聘，而他们应聘的这份工作，每个月只是一份刚刚满足深圳市最低工资900元的普通工作。应聘者说：“包吃包住，又有劳动法作保障，会选择加班。农村人，在家里都是干农活的，12个小时没有问题。”
招募点的工作人员说，这里旦塌每天可以招募两三千人，最多的时候达到过上万人。在富士康，80后90后的打工者已经超过85%。富士康龙华园区资深副理万红飞称，流动性比较高，尤其是基层员工，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2005年每个月只有2%~3%的流失量，而增加到4%~5%。
镜头三
想赚取更多钱就得加班
在生产线上最普通的一道工序是贴胶纸：在主板上贴18张胶亏巧纸，两分钟内完成。每个工人每天要完成220块这样的主板，他们每天10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这样简单而又重复的工作中度过的。
每个工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这些工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个月只能拿到900元的底薪，如果他们想赚取更多的钱，就不得不选择多加班，不得不选择放弃自己休闲娱乐的时间，进行简单而又重复的劳动。
富士康员工称，每天加班两个小时。要打工的话，平时肯定喜欢多加一点班，多赚一点钱。
富士康员工童小燕说，赚的钱里面，加班赚的比重有一半。
童小燕说，工作久了，自己也会觉得累，乐观开朗的她，遇到烦心事或者工作太累的时候，就会听听音乐或者跟别人聊聊天，让自己放松。几起跳楼事件，让他们既觉得惋惜，又觉得不理解。
残酷企业机制易致心理问题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让这种问题得到一个舒缓，把自己从一个机器人、一个赚钱工具变回一个人，那可就会有心理、生理等各方面问题出现，就会发生极端事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人是被机器挟持的，进而变成了机器。如果一个工人做一个简单重复的工作10个小时，我们知道人会有七情六欲，一旦七情六欲被压抑下来，我销迟键们在心理、生理上都会有高度紧张，最后有冲突爆发。”
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员工人数从1996年的9000人，增加到2009年74.8万人，2010年更是达到了80万人的从业大军。作为全球代工之王，他们财富的创造者恰恰是这80万年轻人。
刘开明认为，这些年轻人迈入社会踏出第一步之后，就迎面遇上了一堵墙，“而我们所有的机制都是排斥他们的，我们所有的声音都是告诉他们，你们是打工的，你们不属于这里，所有信息对他们都是不利的，所有东西融合在一起，就加剧了他们的这种困境。这种矛盾没办法解决、克服的时候，那么脆弱一点的人，就会选择自杀的形式，来克服这种困难。”刘开明说。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我们很难说到底谁是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很复杂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原因归咎于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很多在16岁~19岁，他们心智还没有成熟，就过早地踏入这个社会，承担起为我们国家、为企业、为富士康这种大企业创造财富的重任。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最多的责任。”
镜头四
曾被告知跳楼赔10万
从2008年进入富士康至今，小王从一名流水线员工成了的流水线管理人员，称得上“小领导”。小王说，但凡在富士康坐上“小领导”职位的都会选择在外面租房，因为厂里提供的宿舍住人太多。“我以前的宿舍是12个人，这还是比较好的，最多的一个宿舍要住几十个人。”小王说，宿舍架子床有两层和三层的，住的人太多显得很乱，所以他选择在外租房。 说起被领导骂，小王说比较普遍，当年他就是从流水线走过来的，“如果你做的东西不过关，在验收时会被贴红单，会影响入库，挨批是肯定的。老实点的员工挨骂就挨了，个性要强的就会和管理人员吵架。”小王说，厂里吵架的事时有发生。 小王还透露：“员工在进入富士康前都会进行岗前培训，我当年培训时，负责培训的人员教导我们进厂工作后，凡事要想得开，工作要愉快，不要动不动就去跳楼，而且还告诉我们，跳楼一个厂方赔10万。”
结语
如果孤立地看富士康十一连跳事件，很容易会被归结到员工个人的身上，毕竟和几十万员工的总数相比，十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但是当这十一个年轻人纵身一跃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身后存在着许多无形的推手，富士康里的这些年轻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帮他们卸掉这些负担，企业的责任不容推卸，政府和社会也有一份应尽的义务。如果漠视这些无形的社会成本，任何经济发展都换不回真正的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