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文的情节，课文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5段)：警官奥楚蔑洛夫在广场巡逻时发现了一桩案子——“狗咬人’案件这是故事的开端
第二部分(第6—27段)：警官奥楚蔑洛夫处理“狗咬人’案件这是案件的发展和高潮
第三部分(第28、29段)：案件处理结果：小狗被人带走，受伤者反遭到恐吓这是故事的结局
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故事的开端： （第 1—5段），故事的开端 楚蔑洛夫碰上一桩狗咬人的“案件” 楚蔑洛夫碰上一桩狗咬人的“案件”。 第二部分（6—27段），故事的发展与高潮 ： 警官奥楚蔑洛夫处理“案件”的经过。 第三部分（第 28—29段），故事的结局 官奥楚蔑夫“判案”结束，小狗被带走， 赫留金遭到嘲笑和恐吓。
《变色龙》作于1884年，作品发表前，正是俄国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之后，亚历山大三世一上台之时，在竭力强化警察统治的同时，也搞一些掩人耳目的法令，给残暴的专制主义蒙上一层面纱。1880年成立的治安最高委员会头目洛雷斯·麦里可夫后来当上了内务大臣，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人民称他为“狼嘴狐尾”。这时的警察不能再像果戈里时代那样随意用拳头揍人了，而是打着遵守法令的官腔，干着献媚邀功的勾当。契诃夫刻画的警官奥楚蔑洛夫正是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化身。因此，这篇作品讽刺、揭露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孤立的警察，而是那个崇拜官爵的俄国社会，是那个穷凶极恶的沙皇专制主义。
第一部分（1－5）：（开端）奥楚蔑洛夫碰上一个“案子”－－小狗咬人事件。
第二部分（6－27）：（发展、高潮）奥处理案件的经过。六次判定，五次“变色”。
第三部分（28－29）：（结局）奥审理案件结束：小狗被带走，赫留金受到讪笑和恐吓。
一 著名作家论契诃夫
1.高尔基谈契诃夫：
“他憎恨一切庸俗、肮脏的东西，他用一种诗人的崇高的语言和幽默家的温和的微笑来描写了人生的丑恶，很少有人在他那些短篇小说的美丽的外衣下面，看出那个严厉责斥的含意来。……在他以前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人们生活的那幅可耻、可厌的图画，照它在小市民日常生活的毫无生气的混乱中间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极其真实地描绘给他们看。”
2.卢那察尔斯基论契诃夫：
“契诃夫异常细心地考察了他周围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一点上，他的眼光不但敏锐并且广阔。……地主、资产阶级、小官吏、僧侣、手工业者和农民都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非常细腻而真实的描绘。”
二 关于《变色龙》的主题
1.具有揭露与讽刺的意义。这种说法为多数人公认。
2.荒诞意义。有人认为作品中的人物是荒诞的，事件也是荒诞的，人物关系也是荒诞的。
3.批判意义。作品批判的是无耻、庸俗、无聊。奥楚蔑洛夫和那些小市民一样，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共同构成了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批判专制必须先动摇这个基础。
《变色龙》资料：《变色龙》的取材和构思
契诃夫善于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选取题材。习以为常的事件一经进入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活生生的真实气氛，而且能写出社会环境的实质，构成具有时代特征的生活图画，成为独具特色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讽刺史诗。《变色龙》正是这样，它只选取了社会生活的一个片断——街头巷尾极为平常的狗咬人的小事，但是却表现了一个尖锐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即官僚警察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专制制度肆无忌惮地欺压人民。小事情反映大问题，以小见大，正是契诃夫短篇独特之处。
《变色龙》的艺术构思是巧妙的。平淡无奇的故事，能引起哄堂大笑。引人入胜，这是作者根据人物的独特性格提炼情节的结果。这篇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警察制度同广大人民矛盾的基础上的。通过警官对首饰匠被狗咬伤的事件的处理，揭发了警察制度同人民的对立，鞭笞了望风使舵、反复无常、媚上欺下的奥楚蔑洛夫精神。在短暂的时间内，奥楚蔑洛夫五次变色：最初，他摆出一副公正的面孔，企图收揽人心，决定惩办狗的主人，要教训不遵守法令的老爷。可是作家出人不意，掉转笔锋。人群中有人说：“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于是奥楚蔑洛夫马上改变了态度，替狗辩护起来：“它怎么会咬着你？难道它够得着你的手指头吗？它是那么小。”这好像很突然，但完全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后来巡警猜断“这不是将军家里的狗，”这时他第二次改变了态度：“你呢，赫留金，受了害，那我们绝不能不管。”但是巡警对自己的见解怀疑起来：“不过也说不定就是将军家的狗。”于是警官第三次改变了态度，他声色俱厉地骂赫留金是“混蛋”，“怪你自己不好！”巡警对狗的主人的两次推断，使得警官两度变色。
将军家的厨师也对狗的主人进行两次断定，但这不是两种相反的论断，而是后者比先前更为准确的论断。这种精心巧妙的安排，产生了动人的艺术魅力。厨师说：“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于是警官心里有了底，显出威风来：“这是条野狗！……弄死它算了。”他第四次改变了态度。狗的死刑已宣布，即将执行了。可是厨师接着说：“这不是我们的狗，这是将军哥哥的狗”，警官第五次改变了态度。脸上立即堆起了温情的笑容，竟然对狗也阿谀起来。情节的跌宕不仅使故事波澜起伏，吸引读者，而且深化了人物性格，统治阶级看家狗的丑恶面目，跃然纸上。
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奥楚蔑洛夫的五次变化的过程，绝不是无意义的重复，这是对人物性格层层展现的方法。……起到推动情节发展，加强戏剧效果的作用。契诃夫在《变色龙》中，通过人物的不断变色，自我表演，自我暴露，把其放在前后矛盾丑态百出中，进行淋漓尽致地讽刺，严峻无情的鞭笞。作家不动任何声色，不加任何议论，但好恶感情透过纸背，这是契诃夫创作的特点。
《变色龙》资料：《变色龙》的主题分析
张发安
文学作品的主题是作品的灵魂，它是作家在作品中通过描绘现实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和时代的特征。我们只有明确地认识到了作品的中心思想即主题，才算是把握了作品的精神实质所在。
《变色龙》自选入中学教材以来，评介文章发表了不少。 这些有关评论文章，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篇作品做了深入的解剖，但对主题的认识却不一致。仅就作品的讽刺锋芒所指而言，就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说是对“变节分子”（俄国民意党人）的批判，有的说是“风派”“两面派”的活写真；有的说是对小市民习气的讥讽。对作品的主题的认识，也不统一。1979年《知识》第一期刊登的《讽刺文学的明珠》一文说：“作家就是用了这种善变色的动物来作小说的主题并作了题目”；有的文章单就作品的主人公进行分析，不看全篇，不分析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甚至只就主人公奥楚蔑洛夫的语言逻辑（部分对话）进行分析，认定主人公性格特征是奴性第一，并由此归纳作品的主题是“狗仗人势”（1980年《语文学习》第3期《谈〈变色龙〉的逻辑》）。这个归纳显然带有片面性，只概括了作品的部分内容，反映了人物性格的一个侧面，因此，它只揭示了问题的一半。从作品的全部内容看，奥楚蔑洛夫的五次变色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他的奴性只是人物形象性格的一面，另一面最十足的官气，奴性和官气在他身上是对立统一的。对将军而言，是奴性第一：对赫留金来说，则是官气十足。……他同赫留金的矛盾贯穿作品的始终。作品不仅对他们矛盾关系做了直接的描写，而且点出矛盾性质是针锋相对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契诃夫的《变色龙》正是这样，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矛盾关系中去表现，才达到了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统一，从而使作品人物具有典型性，作品具有了典型意义。同时，我们分析这篇作品，既要分析奥楚蔑洛夫和将军之间的从属关系，同时还要分析他同赫留金的矛盾关系，即欺压与被欺压的关系。欺压人对于奥楚蔑洛夫来说，同样是具有本质意义的，是他的职业所规定了的。他是上层统治者的工具，走狗，“它遇见所有的富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这才是他的本质特征所在，这才算反映了作品的全貌，才算揭示出作品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关系，才算剖析出“这一个”奥楚蔑洛夫的性格本质，也才算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狗仗人势，欺压百姓”。
然而，如果用“狗仗人势，欺压百姓”来概括主题，还只是表述了作品所具有的现象内容，还不是作品的真正实质所在。让我们进一步看看奥楚蔑洛夫和赫留金的矛盾关系：赫留金把法当作一根救命绳，叫喊：“法律上说得明白，现在大家都平等啦！”而奥楚蔑洛夫却把法律当儿戏，一会儿装成一个敢于执法的英雄，说什么“那些老爷既然不愿意遵守法令，现在就得管管他们。”一会儿又说什么“那儿（指彼得堡或者莫斯科）的人可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眨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这些人物对话，在作品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实际上是对沙皇专制主义者作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奥楚蔑洛夫和赫留金的矛盾是作品的基本矛盾，也是当时俄国社会所存在的底层人民强烈要求法制和上层统治者疯狂实行专制的尖锐矛盾的具体反映，突出地表现在主人公身上，则是以虚假的执法面目来掩盖它本质的横暴，这才是《变色龙》这个“两面派”人物的本质所在，也就是俄国沙皇专制政府的虚伪和专横的集中表现。契诃夫《变色龙》的锋芒所指就在这里。
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过“我觉得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他做的什么，而且表现他在怎么做……”当我们分析一篇作品的主题时，应该不仅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要深入地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就《变色龙》说，奥楚蔑洛夫的奴性和官气是怎样造成的，应该从那个社会去看，把他的恶棍和骗子的行为归罪于那个社会制度，记入他所生长的环境的总帐上去。
《变色龙》作于1884年，作品发表前，正是俄国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1881）之后，亚历山大三世一上台，在竭力强化警察统治的同时，也搞了一些掩人耳目的法令，给残暴的专制主义蒙上一层面纱。1880年成立的治安最高委员会头目洛雷斯·麦里可夫后来当上了内务大臣，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人民称他为“狼嘴狐尾”。这时的警察再不是果戈里时代随意用拳头揍人的警棍了，而是打着遵守法令的官腔，干着献媚邀功的勾当。契诃夫刻画的警官奥楚蔑洛夫正是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化身。因此，这篇作品讽刺、揭露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孤立的警察，是那个崇拜官爵的俄国社会，是那个穷凶极恶的沙皇专制主义。
根据以上分析，作品的主题应该是这样的：《变色龙》通过对见风使舵、欺下媚上的警官奥楚蔑洛夫这个沙皇专制统治的忠实走狗的刻画，巧妙地揭露了俄国警察制度的反动和虚伪，批判了它反人民的实质。
如果上述认识是可取的，那我们还可以引出如下认识：分析任何一篇小说，不应当只从分析主人公的性格出发，去简单地概括主题；也不应当只看时代背景，持实用主义的态度为我所用；更不应当盲目地以题目代主题。在作品分析中那种简单地从主人公的形象性格分析为手段而归纳主题的做法，并不是个别现象。我认为，分析一篇作品的主题思想，应当以主人公的性格为主，注意研究分析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的矛盾关系，并联系时代背景，结合作者的思想倾向，全面地去分析看待作品的主题，才能挖掘作品的精神实质所在。这是否是个规律，特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变色龙》资料：内容分析
这篇小说选取了社会生活的一个片断——街头巷尾极为平常的狗咬人的小事，却表现了一个尖锐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即官僚警察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专制制度肆无忌惮地欺压人民。
小说的情节，围绕着奥楚蔑洛夫在短时间内的五次变色展开。最初，他摆出一副公正的面孔，企图收揽人心，决定惩办狗的主人，要教训不遵守法令的老爷。可是作家出人不意，掉转笔锋。人群中有人说：“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于是奥楚蔑洛夫马上改变了态度，替狗辩护起来：“它怎么会咬着你？难道它够得着你的手指头吗？它是那么小。”这好像很突然，但完全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后来巡警猜断“这不是将军家里的狗”，这时他第二次改变了态度：“你呢，赫留金，受了害，那我们绝不能不管。”但是巡警对自己的见解怀疑起来：“不过也说不定就是将军家的狗。”于是警官第三次改变了态度，他声色俱厉地骂赫留金是“混蛋”，“怪你自己不好！”巡警对狗的主人的两次推断，使得警官两度变色。
将军家的厨师也对狗的主人进行两次断定，但这不是两种相反的论断，而是后者比先前更为准确的论断。这种精心巧妙的安排，产生了动人的艺术魅力。厨师说：“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于是警官心里有了底，显出威风来：“这是条野狗！……弄死它算了。”他第四次改变了态度。狗的死刑已宣布，即将执行了。可是厨师接着说：“这不是我们的狗，这是将军哥哥的狗”，警官第五次改变了态度。脸上立即堆起了温情的笑容，竟然对狗也阿谀起来。情节的跌宕不仅使故事波澜起伏，吸引读者，而且深化了人物性格，统治阶级看家狗的丑恶面目，跃然纸上。
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奥楚蔑洛夫的五次变化的过程，绝不是无意义的重复，这是对人物性格层层展现的方法，起到推动情节发展，加强戏剧效果的作用。契诃夫在《变色龙》中，通过人物的不断变色，自我表演，自我暴露，把其放在前后矛盾丑态百出中，进行淋漓尽致的讽刺，严峻无情的鞭笞。作家不动声色，不加任何议论，但好恶感情透过纸背，这是契诃夫创作的特点。
《变色龙》资料：写作特点
一 出色的对话描写
《变色龙》中的对话描写，以奥楚蔑洛夫为核心，可分为以下几组：
1.奥楚蔑洛夫与赫留金的对话描写。
2.奥楚蔑洛夫与围观群众的对话描写。
3.奥楚蔑洛夫与助手的对话描写。
4.奥楚蔑洛夫与将军家厨师普洛诃尔的对话描写。
5.奥楚蔑洛夫与小猎狗的对话描写。
契诃夫通过对话描写一方面起到推动情节的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展示了人物性格，揭示了人物的心理。奥楚蔑洛夫对不同的说话对象采取不同的态度，其对话内容与语气有时是渐变的，有时却是突变的，对人如此，对狗亦如此。渐变时靠“脱大衣”或“穿大衣”的动作过渡；突变时则干脆、果断。比如，普洛诃尔说：“瞎猜，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奥楚蔑洛夫马上就从斥骂赫留金、称赞狗是“娇贵的动物”，来了个急转弯，他讲“那就用不着白费工夫再上那儿去问了”，“这是条野狗”，“弄死它算了”。最精彩的是奥与小猎狗的对话描写，既写他对小狗的赞美之情，又写他对小狗的谄媚之态，真是令人感到肉麻。作者在不露痕迹，不动声色的自然对话描写中，充分表现了他的嘲讽与批判。
二 传神的细节描写
作者在小说中四次写了警官的大衣，通过对“脱大衣”与“穿大衣”的细节描写，揭示其诚惶诚恐的心态。他面对将军家的狗，如同面对将军，惟恐照顾不周，殷勤不够；衣服成了他出尔反尔的的遮掩之物，是他“变色”的最好工具。面对小百姓时，他的大衣似乎是他威风八面、作威作福的象征，穿着这种大衣，就有了法定的权力，可以对百姓凶横霸道，对位高权重者极力袒护。作者通过“大衣”细节的设置，出神入化地刻画了人物，表达了极为深刻的寓意。
三 多样的手法
1.重复手法。作者运用重复手法主要体现在奥楚蔑洛夫反复“变脸”上。是按以下规律重复的：
（1）随着旁人提供的关于狗主人的变化信息而改变自己的态度。
（2）每次改变，骂与捧必定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3）虽改变频繁，但骂辞与捧辞基本不变。
（4）改变之前，多有一个短暂而贼猾的过渡，以遮饰变脸之丑态，如穿脱大衣等。
契诃夫通过使用重复手法，强化了作品的批判意义，刺激了读者的注意，也使作品中的人或事具有了荒诞与滑稽的意味。特别应指出的是，作者善于不露斧痕地运用重复，让读者既享受反复刺激的快感，又不让读者感到生硬与单调。此外，作者善于在重复中制造变化，使每一次重复既有规律可循，又绝不雷同，体现了作者构思之功，收到了以少胜多之效。
2.对比手法。在作品中，作者设置了多组对比，深刻地反映了主题思想。如：
（1）警官与巡警的对比。奥楚蔑洛夫作为警官，威风十足，颐指气使；而叶尔德林则唯唯诺诺，奴气十足。“官大一级压死人”，社会越黑暗、专制，这种官级的反差就越厉害。
（2）警官与市民的对比。一方是统治者沙皇的忠实走狗，唯恐出“乱子”，事事维护大人物利益；一方是庸俗不堪的小市民，闲极无聊，唯恐没有热闹看。在专制社会，愚昧麻木庸俗的小市民往往是专制统治的必然土壤，专制需要走狗，走狗需要愚民，概莫能外。
（3）警官前后态度反复变化的对比。
（4）警官对各种人不同态度的对比。对上官奴性十足，丑态毕露，毫无羞耻之心；对下民暴虐凶横，枉法徇情，无一点公正可言。
（5）狗的命运的对比。狗具有双重象征意义，一会儿是将军的化身，娇贵无比，受到百般呵护；一会儿是贱民的代表，下贱无比，非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可。
（6）人与狗的对比。在那样的社会，人往往不如狗。
3.烘托手法。在作品中，环境具有烘托人物形象的作用，环境描写在小说中很少，但画龙点睛。“四下里一片沉静，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商店和饭馆的门无精打采地敞着。”这样的环境让人感到压抑、冷清，这正是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特有气氛，这也是沙皇走狗奥楚蔑洛夫之流凶横暴虐的结果，小说正是把巡官奥楚蔑洛夫放在他自己制造的这样一种环境中，在展开情节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巡官的性格。
四 个性化的语言描写
契诃夫写奥楚蔑洛夫的语言体现了他对人物性格的深刻理解，所以他的人物的语言完全是个性化的，充分体现了“变色龙”的特征。
奥楚蔑洛夫的语言多变而又多样。说其多样，是说其语言种类多：有骂人语言，如“猪崽子”“你这混蛋”“你们这些鬼东西”等。训问语言，如“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谁在嚷？”“你在这儿干什么？”等等，这些审问式的语言往往连用，让奥楚蔑洛夫的身份与性格得到充分展示。命令语言，如“把手放下来！”“少说废话！”“马上去办，别拖！”“你把这条狗带到将军家里去，问问清楚。就说这狗是我找着，派人送上的”等。恐吓语言，如“我早晚要收拾你！”“我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作者还让警官大量使用了省略语言，这些省略语言句式不完整，多是半截子话，但在语调上却是确定的，可以揭示出他摆官架子拖官腔的特点，也表现出他庸俗、空虚的特点。奥楚蔑洛夫的语言又是多变的，一是对不同的对象可以说不同的话；二是据同一对象说不同的话；三是语言转得快，其随心所欲、见风使舵的技巧可说是纯熟无比，体现出官场“老油子”的心态，更表现出沙皇忠实走狗的特征。
《变色龙》资料：重点难点指导
运用精彩的对话、生动的细节描写刻画人物，对比手法的巧妙使用是学习的重点。理解塑造奥楚蔑洛夫的社会意义和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学习的难点。
初读课文觉得荒诞可笑，内容无甚难懂之处，但细究，对小说主题又会把握不准。要引导学生去研读讨论几个不被重视容易忽略的问题，从而加深对主题的理解。
1.小说中三次提到法律：赫留金提到两次，奥楚蔑洛夫提到一次，这在小说中有何作用？
2.在这狗咬人的案件中，奥楚蔑洛夫充当怎样的角色？
3.小猎狗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4.席加洛夫将军在小说中的作用是什么？
5.奥楚蔑洛夫善变，在万变中永不变的是什么？
6.奥楚蔑洛夫的“新的军大衣”在小说中起什么作用？
7.小说没有对奥楚蔑洛夫的心理活动进行描写，然而，在案件的处理中，他的心理活动却异常激烈，根据故事情节揣摩他当时的心理活动。
……
学习对比的写作方法，除了利用书后练习二的图表外，还可以让学生根据故事情节自己设计几个图表，如让学生绘出奥楚蔑洛夫变化的曲线图等。
《变色龙》资料：作者简介
契诃夫（1860—1904），原名安东·巴夫洛维奇。契诃夫，是19世纪中后期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短篇小说为主要创作体裁的著名文学家。
契诃夫的祖父是被解放的农奴；父亲当过店员，后来经营过小食品杂货铺，因不善经营负债破产，独自逃亡莫斯科躲避，后来母亲也带着其他孩子迁往莫斯科居住，而契诃夫因正在上学留在老家。为维持生计和继续读书，他当过家庭教师。1880年，20岁的契诃夫入莫斯科大学医科学习，同时开始文学创作。1884年大学毕业，在莫斯科近郊行医，同时继续从事写作，《变色龙》即写于此年，作者年仅24岁。这一时期作者还写了一些幽默色彩很浓、思想颇为深刻的短篇名作，如《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
19世纪80年代中期，契诃夫写出了一些反映下层人民痛苦生活的作品，如《哀伤》《苦恼》《万卡》等；80年代后期，契诃夫的创作达到完全成熟，他写出了《枢密顾问官》《仇敌》《困》《草原》《乏味的故事》等。1890年契诃夫到远东流放犯人的库页岛作了一次长期旅行，在那里他访问了近万名苦役犯、移民和儿童以及当地的官吏，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愤慨地说：库页岛是一座人间地狱。他总结了自己近四个月的旅行经历，后来写出了《萨哈林旅行记》。
1892年契诃夫迁居距莫斯科60公里处的梅里霍沃。在那里，他一边行医，一边从事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他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了顶峰，发表了《第六病室》《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带阁楼的房子》《农民》《姚内奇》《装在套子里的人》《醋栗》等中、短篇小说和《万尼亚舅舅》《海鸥》等剧本。
进入本世纪，他作为一个敏锐的艺术家和严谨的医生，预感到俄国社会将有大的变动发生，在病逝前又先后写了《在峡谷里》（小说）、《三妹妹》（剧本）、《新娘》（小说）、《樱桃园》（剧本）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作者对光明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新生活的美好期待。可惜，他自己始终未见到新的生活，由于长期患肺病，于1904年不幸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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