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桥、天津劝业场和南京夫子庙,一般认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形成。是以说笑话或滑稽问答引起观众发笑的曲艺形式。它是由宋代的“像生”演变而来的。到了晚清年代,相声就形成了现代的特色和风格。主要用北京话讲,各地也有以当地方言说的“方言相声”。
在相声形成过程中广泛吸取口技、说书等艺术之长,寓庄于谐,以讽刺笑料表现真善美,以引人发笑为艺术特点,以“说、学、逗、唱”为主要艺术手段。表演形式有单口、对口、群口三种。单口相声由一个演员表演,讲述笑话;对口相声由两个演员一捧一逗,通常又有“一头沉”和“子母哏”两类。
群口相声又叫“群活”,由三个以上演员表演。传统曲目以讽刺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和通过诙谐的叙述反映各种生活现象为主,解放后除继续发扬讽刺传统外,也有歌颂新人新事的作品。传统曲目有《关公战秦琼》、《扒马褂》等,总数在两百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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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
张三禄是当今社会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相声艺人。根据相关记载并推测:张三禄本是八角鼓丑角艺人,后改说相声。他的艺术生涯始于清朝道光年间。在《随缘乐》子弟书中说:“学相声好似还魂张三禄,铜骡子于三胜到像活的一样。”
朱绍文(1829-1904),相声界的祖师爷。艺名穷不怕,汉军旗人,祖籍浙江绍兴。他演出时打击节拍的竹板上刻着“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史落地贫”的字句。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相声演员表现出民族气节。常宝堃曾经两次因为讽刺日治政府而被捕,张寿臣公开赞扬吉鸿昌等人的抗日,批评当局不抵抗政策;也曾为讽刺当时天津警察“贱”遇到麻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相声
相声,中国北方曲种。以语言为主要表演手段的一种喜剧性曲艺艺术。含有相声艺术因素的文学形式,可以追溯到先秦时的俳优,后来经过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吸收了众多的艺术营养,如魏晋时的笑语、唐代参军戏以及宋金杂剧里滑稽含讽的表演等,明代称为“象声”的隔壁戏和笑话艺术的普及,都孕育了相声的诞生。至于兼备说、学、逗、唱艺术形式的相声形成于何时 ,已难以确考 ,但至迟不晚于18世纪中叶(清乾隆时期)。
相声最初流行于北京和天津地区,以后逐渐遍布大江南北,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 相声的特点是寓庄于谐,即运用轻松诙谐的形式表现严肃的主题。它的特殊表现手段“包袱”,是根据促使人们发笑的心理作用和艺术手法而组织起来的笑料。讽刺是相声的主要艺术功能,既可以揭露鞭挞腐朽的事物,也可以讽刺人们的落后现象,亦能歌颂真善美。所以,干预生活,评议时政是相声的优良传统。1949年后,成立了北京相声改革小组,剔除传统相声的不健康成分,使语言更加净化,更好地发挥它幽默多变、含蓄精练、朴实高尚、明快犀利的艺术特长。相声表演方式分单口、对口 、群口3种 ,这几种艺术形式具体运用时可以时有交叉。一段相声,由“垫话儿”、“瓢把儿”、“活”、“底”几个部分组成,即是常见的一人逗哏、一人捧哏的表演。相声登上舞台后,作为并不固定即兴表演的“垫话儿”已不多使用,于是“瓢把儿”成了引子;“活”才是一段相声的主要内容;“底”则是用以结束全段表演的“包袱”。
现存传统相声约300余段,其中,单口如《连升三级》、《糊涂县官》等,对口如《改行》、《歪批三国》、《戏剧杂谈》等,群活如《扒马挂》、《四字联音》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精品,至今仍盛演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创作了一些新段子,如《夜行记》、《买猴儿》等,更获得人们的喜爱。在相声艺术的发展中,朱绍文、李德锡、焦德海、张寿臣、马三立、侯宝林等,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相声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又坎坷的时期,期间既出现了《假大空》这样轰动全国的力作,也相继在马季等人的带动下涌现出杨振华、王志涛、姜昆、李金斗以及更为年轻的牛群、冯巩等相声奇才,他们在继承相声本体优长的同时,结合各自之长对相声的发展做出了不同方向和效果的探索。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脱胎于戏剧的小品作为一种适合大众口味的艺术形式在屏幕及舞台上“抢”走了相声的风光,加上赵本山、黄宏、巩汉林、潘长江这些原本属于相声界或曲艺界的明星们相继“跳槽”从事小品创作和表演,致使相声的创作出现萎缩甚至停滞的状况,甚至,坚持在相声阵营中的侯耀文、牛群、冯巩等人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地被小品同化。
新世纪伊始,相声界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和开拓,其结果无疑会对相声将来的走势起决定性的作用。
相声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 一般认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形成。它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较广,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曲艺表演形式。用北京话说讲,现各地也有以当地方言说讲的“方言相声”。在相声形成过程中广泛吸取口技、说书等艺术之长,寓庄于谐,以讽刺笑料表现真善美,以引人发笑为艺术特点,以“说、学、逗、唱”为主要艺术手段。表演形式有单口、对口、群口三种。单口由一个演员表演,讲述笑话;对口由两个演员一问一答,通常又有“一头沉”和“子母哏”两类;群口又叫“群活”,由三个以上演员表演。传统曲目以讽刺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和通过诙谐的叙述反映各种生活现象为主,解放后除继续发扬讽刺传统外,也有歌颂新人新事的作品。传统曲目有《关公战秦琼》、《戏剧与方言》、《贾行家》、《扒马褂》等,总数在两百个以上。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则以《夜行记》、《买猴》、《昨天》、《帽子工厂》等影响较大。
天津是培养相声名家的摇篮。最早相声演出在清末~20年代,此间天津相声进入繁荣发展阶段,津京两地相声演员频繁往来,许多相声演员在天津演红后,又赴全国各地演出。光绪初年,北京艺人玉二福来津长期演出。清末民初,在北京扬名的相声演员有“八德”:裕德龙、马德禄、李德锡、焦德海、刘德志、张德泉、周德山、李德祥。他们都曾来津演出。建国前,天津的著名相声演员有李德锡(艺名万人迷,有“滑稽大王”之称),张寿臣(有“幽默大师”之称),马三立,侯宝林,常宝堃(艺名小蘑菇)。建国后,活跃在天津舞台上的相声演员还有郭荣起、常宝霆、苏文茂、刘文享、高英培、马志明、李伯祥、魏文亮等。相声传统曲目有300余段。 天津虽然不是相声的故乡,但的确是培育相声成长发展的一块沃土。天津人民喜欢相声,相声也为天津人民带来更多的欢乐和笑声。
所谓相声,最初就是摹仿各种声音,如摹仿人声、鸟声、兽声、风声、水声及其他宇宙间各种声音等。我认为战国时孟尝君的门客学鸡叫以解其危,就是相声的先行者。厥后历代相传,能者辈出,渐形成一种艺术。比及蒲松龄先生《聊斋志异》上《口技》一文中所写的表演者,已具有相声之雏形。再后表演者大部摹仿人声,又在其中掺上故事,于是相声艺术,乃告成功。现在舞台上的相声艺种,有单口、双口之分;后者较易,前者较难。
相声艺术,北京盛行较早,最初是设一步帐,一人坐于帐内,学兽叫、鸟叫以及各种单独的声音,听众在帐外围听。后来把它综合起来,掺进一个故事,成为较有系统的声音。这叫做“暗相声”。像当时一般流行的《醉鬼还家》、《五子闹学》等,就是最显著的例子。《醉鬼还家》段子表演情况如下:忽听见帐内好像有一人在走动,接着打门声、开门声、小儿哭声、夫妻吵架声、摔碗声、鼾睡声,依次而至。听众捧腹大笑。再后,把帐子去掉,在地上拜一长桌,一人立于桌后,学各省方言以及各行各业的叫卖声。这就叫做“明相声”。
据记载,咸丰年间,北京有一朱绍文先生(别号“穷不怕”),是最早说相声的人。他八十多岁时,我才十来岁,犹及得见。他原来是学京戏的,唱小花脸。后来因为照清朝规矩,不是天天能唱戏的,如斋日(祭天、祭地之日)、辰日(皇帝、皇后、太后之忌日),都必须停止动响器,当然更不能唱了。这些日子总算起来,每年多至五、六十天,各戏园就得一律停演。若赶上所谓“国孝”(即皇帝、皇后、太后死了),便要规定二十七个月不准唱戏。我本人赶上过光绪、西太后的国孝,虽说是缩减了,但还须百日不准动响器。百日后,不准化装唱戏,马鞭子只许用青、蓝、白三色,不准用红的。这么一来唱戏的就失业了。朱先生想出一个办法,拿白沙子撒地作字,以吸引观众。等到大家聚拢之后,他就在甬路旁边,手拿竹板(不禁止)两块作响器,唱几段小花脸数板,再说几段小故事,要钱。他还研究好了几个小段子,如:“勃勃名”、“百鸟名”、“百兽名”、“百虫名”、“青菜名”、“京戏名”等。另外,又自己编了五诉功——“胡不剌诉功”、“堆子兵诉功”、“棒子面诉功”、“夏布褂诉功”、“厨子诉功”;两本小书——《千字文》、《百家姓》等。这样他就绘声绘影地说起来了,很受群众欢迎。以后他又把京戏中《背娃入府》、《一匹布》、《打沙锅》等戏的内容,改编成小故事,在街头演唱,生意更加好了。于是每遇见辰、斋等日,他就以相声补缺,到咸丰国孝时,即正式以说相声为生了。国孝后,戏班再邀他去唱戏,均行谢绝。以后又带徒弟,即创出了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