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哪几种米是转基因水稻？如何分辨？

一场没有硝烟的变革正在13亿中国人的餐桌之上进行。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水稻、一种玉米的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虽然颁布安全证书并不等于商业化，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却实质上在湖北等地已经悄悄进行。两会期间，包括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在内的120多位教授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建议转基因主粮的是否推广，应该听取民众意见。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应用以来，一直存在着生态安全、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等诸多争论。多年来，争论双方都列举了大量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都无法说服对方。而在这场旷世争论中，作为主角的农业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却一直没有发言的机会。《中国新闻周刊》试图从农民和消费者的视角审慎地看待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从农民的角度而言，转基因作物的实惠和风险各自何在？对于消费者来说，其知情权和选择权又该在这场涉及所有人食品安全的重大问题决策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以为，这样的审慎，换来的必然是更透明的决策、监管以及中国人更健康的未来。稻田里的暗战在湖北等地，转基因抗虫水稻早已形成规模种植本刊记者发自武汉湖广熟，天下足。3月下旬的武汉，在一场暴雨后气温已经接近30度，正是春种的好时候。还有几天就是清明，要下秧的农民们都急着买稻种。江夏区土地堂镇建楼董村的村民董克江站在老水牛拉的犁耙上，在刚刚翻过的土地上打碎着大的土坷垃。董克江在琢磨着，自己是去买抗虫的转基因稻种呢，还是去买普通稻种。董克江犹豫的原因，是因为目前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并不合法。但董克江和他的邻居们，对这种“能抗虫的种子”或“不用打药的种子”，却一点也不陌生。“村里种了有三年多了，总有人能买到这种种子。”董克江说。五里界镇唐涂村村头的胡姓村民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4年，五里界就开始种植(这种不用打药的种子)了。”今年3月2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在就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答记者问时表示，发放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并不等同于允许商业化生产。“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首先进行严格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达到标准的才可获得品种审定证书；之后，相关种子企业还要通过严格审核才可获得转基因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方可进行种子生产经营。”也就是说，目前在市场上任何出售、种植转基因大米和种子的行为，并不合法。2009年8月，农业部曾首次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老稻米的种子已难找到50多岁的董克江种水稻已经有30多年。回忆起父辈们种水稻时，董克江记得都不撒农药，稻田里甚至可以养鱼。秋收的时候，掀开水稻植株，就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青蛙跳出来。“那时候的米好吃，不用吃菜就能吃一碗饭。”五六十年代，董克江小的时候家里种的老品种的水稻叶片粗糙、植株高大，但是亩产大概只有三百多斤。那时候虫害少，和虫战斗的方法则只是简单的灭杀(点诱蛾灯)，“虽然庄稼被害虫吃去不少，但是当时益虫多，保护得好，大部分还是留给了我们。”在70年代末，政府推广了一种可以高产的“农垦五八”稻种，这种水稻叶片鲜嫩，很招虫，而且植株矮小，一击就倒。在病虫害肆虐的情况下，农民们被迫使用了农药。青蛙、稻田蜘蛛等益虫繁殖能力本来就弱，在农药的毒杀下数量锐减，这样一来，原来近乎完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一去不复返。过了几年，董克江的父亲觉得撒农药麻烦，怀念起原来不需要撒农药的老品种来。董克江和他的父亲走了很远的路，才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讨回了一些当地已经失传的稻种。“可是第二年种了以后，别的田里的虫全都往这个田里跑，还是绝收了。”董克江说，如今这些老稻种已经没有了。但是，让董克江父亲怀念的常规育种培育，在政府研发层面却一直未成为主流。“‘十二五’期间，政府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是300个亿，而常规育种只有1.8个亿。”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在2010年两会发言中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批准以后，他特别想多保存各种作物的老品种。他在山东调查时发现，种植过转基因棉花的农民，如今想种传统的棉花，种子都已经很难找到了。不知情种下转基因水稻农民要的是高产。董克江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田两斤肥，大概100块钱，两斤半的种子40块钱，还有大概50块钱的农药和30块浇水的钱，不算人工，每亩田成本要200多块钱。而现在政府收粮是8毛钱一斤，早稻亩产七八百斤，晚稻一千斤左右，一年下来，一亩田卖的稻谷大概平均能卖600多块钱，减去成本，只剩下400多块钱的利润。“现在农民种田的成本上升了25%，即使使用能抗虫的种子，产出来的稻谷也只能增产8%。”五里界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技术人员魏武心里也有一本账。去年普通杂交水稻的种子一斤卖7块钱，今年已经卖到15块钱，膜从50块钱一桶，涨到了80块钱一桶，老水牛从一千多块涨到近四千块，很多都是两三家合伙买一头牛。“农民什么价格都决定不了，他自己能决定的就只有产量。”魏武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多打农药，虫子少产量就高，施大肥，稻谷产量也高。”但近年来由于农民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这种种植方式，也一直在威胁着食用者和土地的健康。2005年前后，一种可以不用打药又高产的转基因稻种在湖北江夏、孝感、咸宁等地区出现，让当地的农民很兴奋。董克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始他们并不知道那就是转基因的水稻种子，以为是政府推广的另一种杂交稻的新品种。“种子公司的人说这种子可以抗虫、增产，很多人就拿来试种了一下。”董克江说。这种Bt转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种特殊基因后，会产生Bt蛋白，这种蛋白会让食用了这种水稻的螟虫引起肠麻痹而死亡。正是这样特殊的抗虫功能，可以使水稻的农药使用量减少，进而达到增产的目的。“有农技站的种子公司，也有个人的种子公司，都在卖。”董克江说。这样的稻种在包装上都没有标明为转基因品种，大多只是在包装上画了一条小虫子，这是湖北出现的转基因稻种的隐晦标志。“开始是几家种，后来逐渐扩散，大家开始抢着种。”董克江所在的土地堂镇很多村民都种上了这种抗虫水稻。住在五里界镇唐涂村村头的胡姓农民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4年，他自己也种了3亩这样的抗虫水稻，“开始都不知道种这种水稻是违法的，种子公司说是政府培育的。”胡姓农民说。种了转基因大米的农民，对吃这种大米都抱有很谨慎的态度。唐涂村的胡姓农民告诉记者，当时他家种的3亩稻谷，全部卖给了私人米厂，或卖给粮所，邻居家的这种大米卖剩下的，都拿来喂鸡了。而胡姓农民自己吃的，都是自家种的两亩早稻，是自己留种的传统大米。转基因大米的种子价格很贵。按照2005年江夏区的种子价格，非转基因稻种每斤5块钱左右，转基因稻种至少每斤15块钱，最高价时可以卖到40多。“价格很高，像赌博一样，当时谁也不知道能不能高产。”也有村民像董克江一样采取了观望态度。根据“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显示，“湖北省的孝感、咸宁、江夏等地区都有大规模转基因水稻种植，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售出的种子就达4.7万～5.8万斤，种植面积23500亩～29000亩，将产转基因大米11750吨～14500吨，这些转基因稻米已经从湖北流到广州、中山、顺德、珠海等城市。”上述转基因水稻在湖北大规模种植的结论，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才宏伟处得到证实，“有的科学家背后就有自己的种子公司，他们把产品直接放到自己公司里去卖，盈利都是自己的。”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杂志《Newsweek》上，2009年Bt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获得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接受该杂志采访时曾说，“在进行着中国最大的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的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的农民销售，有超过100公顷转基因水稻正在被种植。’”当时，该杂志称张启发为“中国农业部的科学顾问”。这个高调的发言，也让国内外转基因领域的同行，都认为2006年春季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就“极为可能实现了”。2004、2005年湖北种植转基因水稻的种子流出源头，证据都指向了华中农业大学。江夏区五里界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魏武就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证实：“刚开始种子是华农发的，今年华农没货，我们就没货。”自2009年8月17日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批准半年多以后，2010年3月2日农业部首次就农业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安全等问题答记者问，并表示：“截至目前，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说是不打药还是要打药”在外观上，传统杂交大米和转基因抗虫大米没有区别。董克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两种水稻的稻田则很容易分辨。前者看上去有点蔫，因为药打得再好，也会被虫子吃一些；后者则全都是绿油油、直溜溜的，“因为虫子不吃。”“产量并不高多少，说是不打药，但还是要在秧苗秧龄期打一次药。”胡姓农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转基因水稻稻种只能抗螟虫，不能抗其他的虫子。螟虫吃谷心、谷苞，稻飞虱吃稻秆。“现在稻飞虱比螟虫狠，从底下往上吃，要分箱来打，一格子一格子的，像给非典病人隔离似的。”2007年、2008年，江夏区有很多村子一大片一大片的田，都被稻飞虱吃掉了，颗粒无收。董克江也一直很纳闷，现在的虫子怎么比以前厉害那么多。“以前虫子比较容易死，原来早稻不需要打药，晚稻打一两次就可以了，现在早稻打两次，晚稻打五次，都很难把虫杀死。”同时，他也担心，即使是施用农药，螟虫还是螟虫，稻飞虱还是稻飞虱，“这种高科技的种子会不会让虫子更不怕药，变成我们不认识的东西。”在他朴素的思想里，这么多年，随着科技的发展，种子在发展，虫子也在发展。董克江的担心不无道理。其实他担心的情况，已经在中国的转基因棉花种植过程中出现。2009年，江苏“棉花之乡”盐城大丰市在种植转基因抗虫棉8年之后，抗棉铃虫的基因虽还在发挥作用，但原本危害次于棉铃虫的“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却集中大爆发，用药量不减反增。而据英国科学与社会研究所(ISIS)2010年1月18日的报告称，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使美国农业农药施用量从1996年到2008年增加了3.83亿磅。2006年以来，已商业化的三大主要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和棉花的农药需用量都持续上升、且已大大超过天然作物的农药需用量。报告转述相关科研人员的判断说：转基因作物种植初期，确实能抵御虫害和杂草之害；但自然规律的力量比人类人为的力量更大，时间长了、生态平衡使害虫害草发生了“抗体”适应性而获得更强生命力，结果，导致作物对农药需用量的持续增加、甚至更多。“这是犯一个错误，再用技术弥补一个错误。”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在美国，按照政府颁布的法规规定，种植Bt转基因玉米，必须同时间套种非Bt转基因玉米、且数量不得小于整个玉米种植面积的20%。该非BT转基因玉米种植称为“refuge for insects”(直译：害虫避难所)，其目的是让不吃Bt转基因玉米的害虫有些吃的机会、以免产生新一代可以吞噬Bt转基因玉米的新害虫。其实，中国农民最想要的，就是一亩田能多收成一些大米。唐涂村的胡姓农民种了三年的转基因大米，他向记者证实，其实转基因大米并不多么高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转基因技术能够直接提高产量，一般只是通过抗虫、抗病间接增产。“在试验田和在老百姓田里有很大差别，单产很难实现。”蒋高明则说。他认为，中国的优势是农民多，可以精耕细作。转基因的好处是规模化生产，人干的活(除草，防虫)让作物自己干，但这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和健康风险。”

转基因水稻带来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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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民的有机水稻秧苗。

放大图片转基因水稻是用转基因技术把水稻中本来没有的基因转入到水稻中，使水稻具有新的性状，如抗虫、抗除草剂、抗病害。但转基因水稻技术非常粗糙，转入的基因影响水稻原有基因的表达，可能引起很多难以预期的后果。

可以说，转基因技术把外来的抗除草剂、抗虫特性引入水稻的同时，也把对健康和环境的近忧远患转移到水稻体内。因此，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转基因水稻都采取了谨慎态度和严格管理。

转基因水稻的巨大风险

转基因水稻会带来诸多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水稻是主粮，其安全性尤为重要，但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没有经过长期评估，转基因水稻食用是否安全仍存在很大争议。

在生态环境方面，转基因水稻会通过花粉将基因传播给近亲植物，这会令其它植物也出现转基因水稻(如抗除草剂)的特征，扰乱生态平衡规律。如果抗除草剂的基因传播到杂草，更会出现“超级杂草”，危害粮食生产。害虫长年累月地接触某种毒素，体内自然地会产生抗体，有可能变成不怕杀虫剂的“超级害虫”。

强势的转基因生物可能致使自然界原有的品种绝种，破坏生物多样性。另外，转基因改造过的生物可能会为其它生物如蝴蝶、瓢虫等益虫带来危害。

转基因水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至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而转基因污染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却广泛而深远。2007年《国内消费者与海外市场，转基因水稻面临双重压力》报告显示：中国米制品行业因为转基因水稻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早产”而提前遭遇了海外市场的暗礁。从2006年9月起，中国米制品因为含有转基因水稻成分而频频碰响欧盟及日本市场的警报。

根据欧盟食品与饲料快速警报系统的规则，各成员国对其所通报的产品都将采取撤架、召回或禁止入境的措施，由此给国内大米生产者带来以下影响：

直接经济损失
海外市场的监管部门启动控制措施后，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产品的撤架、召回乃至销毁。对于生产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正在销售的产品由于上述措施而造成货款无法回收，或者尚未开始销售的产品遭遇客户退货的情况。

长远经济影响
由于转基因问题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企业产品出现此类问题后所带来的往往是海外客户的丧失，即失去了海外的销售渠道，继而影响了企业的整个营销体系。

额外监控成本
为了应对海外市场对于转基因产品的重重壁垒，国内的企业在应付产品因转基因问题而遭遇的种种问题之余，还要投入额外的成本对产品进行检测、对原料供应商进行鉴别乃至对整条供应链进行监控。

转基因水稻的非法种植
转基因水稻在进行商业化生产之前必须先向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申请安全证明书，接着按照《种子法》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的规定通过品种审定，然后才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农业部转基因办至今仍然没有对任何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明书。

2005年，绿色和平揭发国内尚未通过安全测试的转基因大米已经在湖北地区种植了至少两年，且污染了湖北和其它省市的大米。

2007年，绿色和平揭露：转基因水稻被非法冒充为常规杂交水稻在湖南省进行田间试验并已申请品种审定，试图获取商业化种植资格。

绿色和平在湖北与湖南发现的这些转基因污染案例表明，政府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体制上仍有漏洞，绿色和平呼吁政府加强转基因生物监管力度，谨慎对待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以保障广大消费者的权益。

打响保卫粮食主权的战役
绿色和平面对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请他们不要插手中国粮食。要求其实很简单：这些国外生物技术公司如果要拿出没有觊觎我国粮食主权的证据来，那就请向公众明晰地公布他们的项目中涉及中国粮食问题的专利细节，以及他们与中国科研机构、科学家和种子公司之间签订的相关协议内容吧。

绿色和平的行动再一次把许多人不愿直面的问题提到了台面上来。在横幅的背后，有绿色和平的再次恳请：中国政府立即冻结所有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审批，全面调查、分析并评估国外转基因专利可能带来的影响。

1、看外观。因为转基因大米生长周期短，所以不能有效吸收淀粉，因而大米的色泽、淘米水及米汤颜色都会因淀粉缺少呈现出和普通大米不同的性状。2、看价格。这两年大米价格一直在上涨，在广州超市普通大米价格已升至2.5元/斤以上，一般而言转基因大米价格会明显低于这一水平，但也不会太低，不然奸商无利可图也就不会卖转基因大米了嘛！3、看“米虫”。就像现在很多巿民买菜只挑有虫洞的蔬菜一样，有虫的米农药少这一“理念”也成立于大米界。因为虫类识别食物一般都是基于当中的营养物质，而夭米中的主要营养养物质产生于淀粉：所以，转基因大米生长周期短=不能有效吸收淀粉=淀粉含量少，不吸引小虫。

我们现在吃的水稻粮食是否转基因吗？

其实要分别非常的简单的。